吴奕锋译评

2025年，印度总理莫迪对马尔代夫进行国事访问，印马关系进入“印度退出”事件后的新阶段。

图片来源：印度外交部

印度大国崛起之路，最关键的考验或许不在印度与大国间的关系，而在于其周边地区。从孟加拉国到尼泊尔，从斯里兰卡到马尔代夫，不断变化的区域格局正暴露出印度当前周边外交政策存在局限性。对此，印度前驻华大使阿肖克·康特撰文指出，随着南亚各国国内政治格局陆续发生调整，域外大国影响力逐步提升，印度亟需重新审视其对周边邻国的外交关系。

首先，作者回顾了莫迪政府的“邻国优先”政策，但同时指出这一政策过于依赖领导人间的个人互动。回顾2014年莫迪政府推出的“邻国优先”政策，强调协商式、非对等、结果导向的接触模式，着力推动互联互通与贸易援助，并辅之以“尊重（Samman）、对话（Samvad）、和平（Shanti）、繁荣（Samriddhi）、文化（Sanskriti）”的五S框架。印度通过这一政策，与孟加拉国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陆地边界问题，在斯里兰卡2022年经济危机时迅速提供紧急援助，与尼泊尔和孟加拉国的交通连通性也得到显著提升。然而，这些成就更多依赖于高层互动和个人关系，一旦对象国政权发生变化，印度的政策便显得后劲不足，缺乏能够跨越选举周期的制度化韧性。最明显的例子是孟加拉国。谢赫·哈西娜执政期间，印孟关系堪称邻国合作的标杆，但哈西娜下台后，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政府与印度的沟通过程并不顺畅。印度因过度亲近哈西娜而被新政权视为“站队”，随后出台的签证限制等措施又被对方解读为惩罚而非原则性表态。尼泊尔的局势同样令人警醒，“Z世代”抗议运动推翻了奥利政府，新上台的巴伦德拉·沙阿表现出更强硬的民族主义姿态，不仅婉拒访印邀请，还公然重提领土争端问题。马尔代夫对印关系虽然从“印度退出”（India Out）运动中有所恢复，但该国选举政治的高度不确定性意味着任何和解都可能是暂时的。当前斯里兰卡是印度周边双边关系进展最为顺畅的国家，但中国在当地深度嵌入的基础设施布局与债务格局，决定了印斯双边关系仍存在结构性问题。

其次，作者强调，域外大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是印度对周边外交的最大变量。作者认为，2025年5月的“朱砂行动”期间，中国与巴基斯坦进行了合作，更是将这种战略现实展露无遗。与此同时，美国在南亚的政策也与印度的预期存在偏差，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和解、对孟加拉国临时政府的接纳，乃至2026年3月在印度主办“米兰”军演后，美军在斯里兰卡专属经济区击沉伊朗军舰的举动，都表明印美在地区事务上并非步调一致。南亚小国敏锐地捕捉到这些信号，正以前所未有的自主性拓展自身的外交空间。此外，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则更为棘手。印度现行的对巴政策将自身囿于一种被动状态中，既无法主导巴基斯坦内部走向，也难以缓解其通过与外部结盟的方式对印度造成的压力。作者表示，目前印度与巴基斯坦应当建立制度化的危机管控渠道和必要的后门沟通，避免因误判而升级。

再次，作者认为印度未来应全面升级“邻国优先”政策，构建一个互利共赢且稳定的周边环境。第一，印度要将经济合作提升至战略核心位置，向邻国提供分阶段、非对等的市场准入，削减非关税壁垒，设立双向投资机制。具体措施包括：重启塔莱曼纳尔与拉梅斯瓦拉姆之间的船邮服务并接入印度铁路网，改革沿海航运法规允许邻国船只参与内河与沿海贸易，并探讨建立以印度为总部的南亚区域开发银行，为区域公共产品提供长期融资。第二，印度要从依赖首脑个人关系的模式，转向制度驱动的常态化机制。要建立跨党派、跨领域的接触渠道，包括二轨对话、议会交流和司法合作。在少数族群等敏感议题上，需要放弃高调施压，转为幕后的低调沟通，避免激发相关地区民族主义情绪。同时，要防止安全部门过度主导外交，组建由外交秘书牵头的跨部门邻国政策委员会，并设立内阁级监督机制。第三，作者认为，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整合能力被严重低估。印度统一支付接口已经延伸至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完全有条件进一步发展为南亚的公共数字基础设施，降低侨汇成本，构建金融领域的相互依存。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的水路运输则可以通过规制协调和共管机制加以激活。尼泊尔和不丹的水电盈余、斯里兰卡的海上风电和太阳能潜力，与孟加拉国的能源缺口形成天然互补，印度可以充当区域电力池的核心枢纽。第四，气候变化是另一个将南亚各国命运紧密相连的非传统挑战。冰川消融和洪涝风险是全区域共同挑战，印度应凭借可再生能源承诺，牵头制定区域气候战略，提供预警系统和融资。灾害响应方面，需将印度作为“第一响应者”的角色制度化，建立预置物资、备用金融工具和联合训练团队的快速响应机制，原则是“先询问、快送达、不炫耀”。第五，人文纽带的重建同样紧迫。印度应将教育视为战略基础，扩大对周边国家招生名额，设立专项奖学金，并建立创新走廊链接印度科技中心与邻国创业生态系统。签证政策须稳定可期，避免随意收紧伤及民意。第六，在防务沟通方面，科伦坡安全会议等机制应深化拓展，廓尔喀征兵问题需与尼泊尔对话解决。同时，印度外交部与执政党应统一口径，避免执行部门削弱项目成效。此外，印度中央政府还需要将边境邦政府作为制度化的合作伙伴，而非签署相关条约时的“后知后觉者”。

最后，作者特别强调，印度在周边不应致力于追求“门罗主义”式的排他性势力范围。印度版“门罗主义”既不现实，也会引起邻国反感。相反，印度应当通过经济、制度、社会和人文的复合网络，形成一种“黏性”影响力，帮助邻国从与印度的紧密联系中持续获益，并使任何外部势力都难以提供同等分量的替代方案。这种以互利为基础的影响力，比任何空泛的霸权宣示都更为坚固。当前南亚地区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关口，若印度能够打造一个共享繁荣、联通性强、通过客观机制有效解决争端、对巴基斯坦进行有力威慑，并且可以作为邻国可信赖的响应者，那么南亚地区就能变为印度大国崛起最坚实的根基。作者认为，这正是印度外交当下必须直面的课题。

（审校：高睿 编辑：张思源）

本文于7月8日发表于《印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