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奕锋译评

图片来源：IC photo

美国国际战略安全学者乔治·坦汉姆（George K. Tanham）曾提出“印度是否拥有战略文化”这一经典叩问，对此，辨喜国际基金会杰出研究员D.B.文卡特什·瓦玛（D.B. Venkatesh Varma）近日给出了明确且肯定的回应。他表示，印度的战略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并因特殊的印度文明精神与文化，以及数百年来的历史经验，形成了独特的特征。但同时，印度的战略文化也需要以当代视角加以审视。

首先，作者阐述了印度战略文化的内涵与基本特征，并强调其历史延续性与当代适应性。作者指出，印度的战略文化是一个独特的融合体，涵盖一系列信仰与假说，以及一套塑造权力预期、评估长期成败的价值体系。与其他文化系统一样，它代代相传、长期沉淀，因而兼具可传递性与可接受性。正因如此，印度战略文化涵盖的时间往往远超军事战术与战略，后者更多受制于对手威胁、军事学说、技术条件和经济因素等即时环境。作者引用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指出战争自有其“语法”，而战略的逻辑在于通过武力达成政治目标、战胜对手。作者认为，讨论印度战略文化的当代面向，必须回到印度独立时的复杂历史背景中，历史条件中的社会与地缘因素影响至今，且其中许多并不完全由印度自身掌控。

其次，作者从多个角度系统梳理了塑造印度战略文化的关键因素。第一，作者指出，印度战略文化关乎武装力量与社会的关系。印度在独立时继承了一支职业化的常备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经受了二战的考验，也经历了印度国民军（INA）和皇家印度海军兵变事件和印巴分治的创伤。尽管如此，作者认为这支部队拥有超过两百年传统，既反映了社会规范，也兼顾了作战效能。同时，武装力量在奉命维护国内安全方面取得了成功，尤其是在克什米尔和印度东北地区，维护并塑造了印度的战略文化。第二，印度民主制度促进了战略文化的发展。印度民主制度确立的文官对军事事务的绝对控制，经数十年磨合日臻完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决策以及国防预算分配等方面具有明显体现。第三，在地缘政治方面，印巴分治带来的安全挑战延续至今。中印、印巴边界长期存在争议，印度“承受”边境压力的时间跨度较长。随着印度经济持续增长，海洋安全方面的挑战也日益突出，但印度始终难以把握陆地与海洋战略的平衡。第四，印度的发展优先政策导致国防开支方面存在“隐性偏见”，1962年后的国防预算曾短暂突破GDP的3%，此后难以维持。作者认为，印度一直处于在军事上过度投入不利于经济发展，但投入不足则不利于国家安全的矛盾之中。政府近年推行“自力更生”的政策，为长期存在的“大炮与黄油”之争带来积极转变。第五，在对外关系与核政策方面，作者澄清外界对印度“和平主义”存在误解。印度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既体现了甘地的卓越领导力，也反映出印度不觊觎他国领土、不事扩张的悠久对外政策理念。印度虽然主张和平外交，但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屡次使用武力。同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NFU）体现了印度克制与负责任姿态，也符合由文官主导的军事决策传统。第六，在国防和国家安全事务上，印度的战略文化总体上倾向于建立和维护国家共识。例如“朱砂行动”后，印度政府派遣跨党派议会代表团出访，力主维护国家形象。

再次，作者深入分析了战略文化如何具体影响印度的威胁感知、军事理论及战争与和平观念，并揭示其中存在的矛盾与挑战。第一，作者认为印度的威胁感知兼具连续性和变化性。中印、印巴的关系带给印度的挑战日趋复杂。巴基斯坦拥核后采取进攻性姿态，并持续通过“跨境恐怖主义”和混合战争对印度方面进行施压。印度虽采取诸如“朱砂行动”进行有效应对，但始终未能根除隐患。孟加拉国的诞生一度使印度认为避免了双线作战的风险，但最近的现实表明，印度实现这一战略预期仍为时尚早。中国在中印双边、区域及全球层面的经济、投资与技术领域方面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印度曾寄希望借助美国等外部力量制衡中国，但近期“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边缘化显示效果欠佳，作者因而主张印度回归战略自主，拒绝过度依赖他国。他警告称，若战略文化过于温和乐观，则需要进行修正。面对中印间两国实力对比日益悬殊的现实，印度强化对华威慑至关重要，不应幻想仅凭软实力能弥补双方差距。第二，在军事理论上，作者强调须同时兼顾对华不对称威慑与对巴安全竞争，应立足于印度需求，重新平衡大陆与海洋战略。然而，美国对巴基斯坦的重新接触并与中国达成某种战略稳定关系，使印度在陆上安全方面面临压力。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又加剧海洋安全风险，加之网络、太空、人工智能、量子等领域的安全问题日益复杂化，未来战争形态也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凡此种种都对印度战略文化构成了严峻考验。第三，在战争与和平观层面，印度社会普遍将和平视为常态，将战争视为反常状态。基于这一认知，印度社会对战争的期望体现为有限战争、有限目标、有限牺牲，且倾向于在战后恢复原状，印度与外部发生的战争或冲突均呈现这一特征。与之相对的是印度在领土主权方面贯彻的“寸土不让”原则，但在现代多领域、跨区域战争背景下，控制领土已仅为战略优先事项之一。因此，该观念的适用性恐难以持续。第四，在决策机制上，印度文职官员与军事领导层的传统分工正受到质疑。目前，印度正从分离式决策流程向综合式决策流程转型，武装力量在决策早期阶段即参与其中，并贯穿决策全过程。印度国家安全顾问（NSA）办公室的设立与国防参谋长（CDS）的任命，均为推动这一转型进程提供了助力，但相关改革仍面临诸多挑战，任重而道远。现代化国防建设需强化联合作战能力、推进一体化与战区化改革，以增进三军作战的协同性。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决策时间被进一步压缩，战术层面的弱点更易暴露。同时，作者认为，社交媒体已成为认知战的关键载体，对战争形态与实施方式形成新的约束。

最后，作者强调，应强化理论创新与战略自主，并以足够的理论认知和务实态度应对未来战争。印度的首要目标是在2047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万亿美元的“发达印度”愿景，以及确保武装力量形成综合全域的作战能力。印度需在力量不对称性持续加剧、国际秩序深刻变动的背景下，坚持改革创新，将“自力更生”理念深入贯彻战略文化之中，同时维护战略自主地位，方能具备跻身世界大国行列的基础条件。作者指出，世界正经历根本性变革，完善新的理论认知至为重要。印度拥有丰富的战略思想遗产，考底利耶的《利论》堪比全面的治国教科书，但要充分发挥考底利耶思想的全部价值，还需掌握立足当下且切合实际需求的相关理论知识。作者认为，未来战争的胜利将属于巧妙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国家。印度真正的考验将出现在理论改革的领域，对此应给予更多关注。作者最后强调，战争是一项严肃的事业，胜负取决于理论而非口号，在思考印度国防与国家安全中的战略文化因素时尤其应谨记。诚然，战略先于行动，但智慧则先于战略。因此，印度的战略文化对印度的武装力量既是一种“赋能”，也是一种“提升”，帮助印度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审校：高睿 编辑：张思源）

原文于7月6日发表在辨喜国际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