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鑫钰译评

2月16日，为期五天的印度人工智能影响力峰会在新德里正式揭幕。

图片来源：AI IMPACT SUMMIT

近年来，印度在技术领域持续推进布局，取得一系列进展。2025年9月，印度发布首款自主研发和制造的航空专用芯片“Vikram 3201”。2026年2月，印度公布了一份国防采购政策草案，明确将本国技术与制造业发展列为优先事项。同时，印度财政部在2026年联邦预算报告中升级半导体发展目标，计划2026年推动本土四家印度半导体工厂进入商业化生产阶段。2月16日，为期五天的印度人工智能影响力峰会在新德里正式揭幕，进一步凸显其对前沿技术领域的重视。针对印度的技术发展，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南亚和中亚防务、战略与外交高级研究员安东尼·勒维格（Antoine Levesques）与研究助理尼迪·马达尼（Nidhi Madhani）撰文分析了塑造印度技术雄心的四大要素。

第一，自力更生的发展诉求。这一因素植根于印度长期推行的产业政策。自2014年莫迪总理执政以来，印度政府明确强调“自力更生印度”的战略目标，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产业政策。该政策先后以“印度制造”、“印度设计”以及“为了世界”为口号。如今，印度政界与商界领袖在各类涉及技术的公开讨论中，屡次提及以上目标与口号。作者们指出，这表明，印度希望自主研发并实现先进技术的本土化生产，以此在与外国政府或企业的谈判中获得更强议价能力。同时，印度计划依托国内庞大的潜在市场扩大先进技术应用规模，并同步拓展出口市场，以此拉动经济增长、获取政治收益。其中，印度民用航天被视作实现这一目标的典范领域，被用来彰显“印度自力更生的真正精神”。同时，新冠疫情期间，生物技术与疫苗出口也被印度官方列为“自力更生”政策的重要成果。此外，这一发展诉求也得到了有意与印度构建防务与安全合作关系的外国官员及商界人士的广泛支持。例如，2024 年印度信实工业首席执行官穆克什·安巴尼提出印度立志成为“世界创新中心”，这一表态当即得到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的高度赞同。

第二，战略自主的技术发展路线。正如印度分析人士所言，避免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因缺乏长远布局而“被边缘化”，是印度当前的迫切诉求。这一立场根植于印度对战略自主的长期坚持，源于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未将印度列入合法核武器国家所带来的限制，以及1998年核武器试验后国际制裁对印度战略文化的影响。这种国际制裁带来的不公感，以及印度国家核计划与导弹项目长期面临技术和专业知识封锁的经历，给当时印度领导人与工程师留下了深刻创伤。在此背景下，印度国内在讨论先进技术的获取与掌控时，仍将具备抵御外部制裁的能力作为衡量技术自主的重要标准。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在2025年8月的一次讲话中便明确推崇这一理念。此前，印度政府首席科学顾问也曾呼吁实现“技术主权”，并将其定义为“独立设计、研发与部署关键技术的能力”。但同时作者们指出，印度在追求战略自主的技术路线过程中，往往忽视了海外企业设在印度境内的“全球能力中心”（GCC）的影响力。这些技术中心为印度提供了部分高技能就业岗位，并培育了工程与研发人才，但其所开展工作的核心知识产权与工业产权通常不在印度掌控之下，而是大多归属于海外企业。这对印度实现技术自主目标构成显著挑战。

第三，相互依赖的发展模式。一方面，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层面，印度政界与商界领袖均认识到，该国若继续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供应链，仍能持续获益。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此类供应链有力推动了印度信息技术、软件及制药行业的蓬勃发展。具体表现为，印度私营部门正朝着“软件定义”式创新转型，其“深度科技”能力不断提升，同时具备了面向大众市场设计数字产品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印度国内组织协作层面，印度技术领域的跨部门政策协同日趋成熟。印度政府机构国家转型委员会（NITI Aayog）、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以及外交部新兴与战略技术司（NEST）之间的政策协作日趋完善。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NSCS）也在这一跨部门政府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这种政府协同努力使印度逐步形成一套技术协调机制，用以更系统地布局印度的对外相互依赖格局。

第四，构建政府间伙伴关系框架以服务国内政治议程。印度正借助与多个国家的伙伴关系，在满足政策需求的同时，服务国内政治议程。具体而言，自2014年以来，印总理莫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友好关系，推动两国在国防、民用核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2022年，在印美国家安全顾问的磋商下，印度与美国建立了以技术为重点的合作伙伴关系，该伙伴关系随后启动“利用战略技术转型关系”（TRUST）倡议。2025年以来，印美伙伴关系框架经受住考验，并进一步推动了双边技术合作，包括达成“面向21世纪的美印协定”（COMPACT）、签署十年防务框架协议、以及印度受邀加入“硅和平”（Pax Silica）倡议等重要成果。作者们认为，这种政府间关系框架的优势在于，既能满足印度在国防采购等关键领域的技术需求，也有助于兑现执政党的国内政治承诺，包括在2029年大选前需实现的芯片设计等短期目标、在2035年成为“包容性人工智能部署领域的全球领导者”等中期节点目标以及在2047年实现“发达印度”的长期愿景。

综上所述，作者们总结到，在亚洲乃至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加速变革的背景下，印度技术雄心的四个方面，即自力更生的发展诉求、战略自主的技术路线、相互依赖的发展模式、契合本国政治议程的政府间关系框架将以更快速度融合与重构。尽管“自力更生”这一要素在塑造印度技术雄心方面往往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但鉴于印度的体量以及塑造其技术雄心的多元利益格局，其他三个要素仍将持续存在。此外，作者们指出，随着印度的战略和贸易伙伴（俄罗斯除外）寻求更大程度、更快速度且更可靠地实现经济和技术多元化，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他们在与印度官员和企业打交道，或是与班加罗尔、海得拉巴及其他地区日益增多的技术集群接触时，可能会与印方出现诸多利益分歧。因此，理解印度技术雄心的四大要素，将是在政策与市场层面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审校：张含睿 编辑：张思源）

原文于2月13日发表于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