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含睿译评

图片来源：辨喜基金会

1月13日，印度前驻意大利、泰国、阿曼和波兰大使阿尼尔•瓦德瓦(Anil Wadhwa)在由泰戈尔和平研究所与印度外交部联合举办的加尔各答周六俱乐部（Saturday Club）发表了题为“印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演讲。瓦德瓦指出，印太地区已成为决定全球权力格局演变的关键区域，这不是因为任何单一的危机或对抗，而是因为它是经济活力、战略竞争和政治影响交织最密切的地方。印太地区是全球大部分贸易流经的地区，是人口和技术变革正在重塑社会的地区，也是大国战略扩张与中小国家安全关切交织的地区。对印度来说，印太不再是从西方战略话语中借鉴的外围概念，而是已成为印度理解自身安全、经济增长及国际地位的核心框架。印度对印太格局演变的应对，体现了延续与变革并存的特征，其背后既有历史经验的影响，也反映了当代威胁认知以及在日益两极化世界中保持战略自主性的长期追求。

首先，瓦德瓦回顾了印度从“大陆思维”向“海洋战略”的转型。在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度的战略思维主要局限于大陆视角。由于受到边境争端、分治创伤、印巴及印中战争以及国内建设挑战的影响，印度的威胁感知长期集中在陆地边界。尽管印度拥有半岛地形和千年的海洋传统，但在政策规划中，海洋一直未能占据核心地位。这一局面在冷战结束后开始改变。随着经济自由化与东亚、东南亚的迅速崛起，印度在90年代初提出了“东向政策”（Look East Policy）。初期目标较为审慎，侧重于与东盟（ASEAN）的贸易、投资及文化联系。随着中国实力的扩张和全球政治重心向东移，印度意识到被动参与已不足以应对变局。从“东向政策”向“东进政策”（Act East Policy）的转型，标志着印度在印太事务中转向了更加积极、具备战略意识且关注安全的方式。“东进政策”体现了印度的核心认知：其繁荣与安全与亚洲海洋密不可分。东盟在此愿景中占据中心地位，既是经济伙伴，也是地区外交的稳定力量。 

其次，瓦德瓦分析了印度在印太地区的核心战略利益与中国因素。印度的印太战略明确了其战略利益所在，即确保海上交通线安全、防止印度洋遭受敌对势力主导、维护全球公海准入、保持有利于印度施展空间的权力平衡。印度绝大部分的贸易额和能源进口依赖印太航道，任何对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或马六甲海峡等咽喉要道的干扰，都会直接冲击印度的经济与政治稳定。瓦德瓦认为，中国是塑造印度印太考量的最关键因素。中国的崛起迅速且全面，其在喜马拉雅争议边界的“挑衅”行为以及在印度洋不断“扩张”的足迹，彻底改变了印度的威胁感知。印度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不接受从属地位且不触发直接冲突的前提下，应对中国的崛起。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BRI）被印度视为通过双用途资产（如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等）实现军事和战略目标的工具。印度并未寻求与中国进行财力竞争，而是提供一种强调透明度、可持续性和“本土所有权”的替代模式。印度加强了与毛里求斯、塞舌尔和马达加斯加等战略位置极佳的岛国的联系，开展防务协作与海事监控，将其作为海洋安全架构的重要支撑。此外， 法国作为在印度洋拥有领地的“常驻大国”，已成为印度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双方通过联合巡逻和情报共享强化了地区安全。

再次，瓦德瓦强调在“灰色地带”竞争、非法捕捞和秘密海军行动频发的时代，信息优势与武力同样重要。一方面，印度建立了“印度洋地区信息融合中心”（IFC-IOR），通过与伙伴国实时共享数据，将自己定位为地区海事合作的信任枢纽。另一方面，印度与日、澳、印尼、越等国开展联合军演，提升协同能力。虽然武器出口规模尚小，但正稳步增长，旨在强化其“安全伙伴”而非“霸权”的形象。同时，印度在印太布局中还面临来自孟加拉湾形势、中巴联盟以及美印关系等多重因素的挑战。一是在孟加拉湾，随着孟加拉国政局波动及中国影响力的提升，这一连接南亚与东南亚的关键海域正面临安全挑战。二是所谓“中巴轴心”的挑战，瓜达尔港的开发及中巴海军协作，使印度面临“双线海上应急”的威胁。为此，印度正加强安达曼-尼科巴群岛的司令部建设，并提升反潜作战能力。三是美国因素与战略自主，特朗普政府的交易型心态以及美国政策的波动性，增加了印太格局的不确定性。AUKUS的出现虽有助于制衡中国，但也突显了印度被排除在高科技核心圈之外。美国对华政策在“稳定关系”与“竞争”间的摇摆，让印度更加坚定了战略自主的决心，与美方合作，但保持审慎对冲，避免过度依赖。

最后，瓦德瓦指出，归根结底，印度对印太格局演变的应对，反映了其外交身份的转型：从一个后殖民时期审慎、克制的国家，转变为一个自信且稳健的参与者。印度试图在动荡与竞争中追求一种平衡、负责任且具战略自主的地位。这种对平衡的追求，或许正是印度对印太秩序最持久的贡献。

（审校：畅爽 编辑：张思源）

原文于1月15日发布于印度辨喜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