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含睿译评

8月3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来华出席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印度总理莫迪。

（图片来源：新华社）

印度总理莫迪近期访问中国并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举行会晤，这是他七年来首次访华。印度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沙希·塔鲁尔撰文指出，这一举动或许并未带来重大突破，但却标志着双方从对抗到对话的慎重转变。

首先，塔鲁尔表示，过去的冲突阴影依然深重，但双方正重启接触机制。五年前，加勒万河谷地区20名印度士兵的死亡给中印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悬而未决、动荡不安的边界问题，成为更大范围外交僵局的象征。贸易放缓，航班停飞，“中印大同”（Chindia）精神，这个在繁荣时期为体现亚洲协同效应而创造的充满希望的混合词，因战略猜疑而被搁置。但如今，接触机制再次运转起来，其象征意义显而易见。印度朝圣者已重返西藏的印度教和佛教圣地，直航正在恢复，签证限制正在放宽，两国在争议边境的巡逻已恢复。两国正在精心策划一系列高层交流活动，以正式化解关系僵局。这些举动虽然看似微不足道，却意义非凡。 

其次，塔鲁尔认为历史的深厚纽带可以为今天的中印合作提供启示。印度和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两千年前的“黄金之路”和“丝绸之路”时期。这两条道路不仅促进了丝绸、香料和宝石的贸易，也推动了深厚的文化和宗教交流。佛教起源于印度，通过僧侣和学者的游历，在中国找到了肥沃的土壤。而《政事论》等古印度文献中也曾提及中国商品，这证明了两国早期存在文化交流。中国学生曾在那烂陀寺学习，印度僧人菩提达摩则将武术带到了中国著名的少林寺。时间快进到20世纪中叶，随着两国从殖民阴影中崛起，成为主权国家，合作精神再次被点燃。印度是首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共产主义国家之一。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两国在科学、教育和外交领域的交流蓬勃发展，并参加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例如1947年的亚洲关系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在万隆会议上，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领导下的印度主动向世界介绍了共产主义中国。尽管后来两国关系紧张，但这段时期以相互尊重和“印中兄弟”的乐观主义为标志，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基础。即使在今天，这种关系仍在寻求平衡古老的亲缘关系和现代的抱负。莫迪与习近平对话的核心是重申一个理想情况下本应不言而喻、却长期难以实现的原则：印度和中国可以成为发展伙伴，而不仅仅是竞争对手。“分歧不应演变成争端”的论调并非外交套话，它代表着一种有意识的努力，旨在缓和自2020年以来盛行的“Hindi-Chini bye-bye”论调。 

再次，塔鲁尔认为外部压力正在推动印度重新审视其战略选择。美国关税的阴影笼罩着中印的和解进程。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征收30%的关税，并威胁将税率提高至145%，同时对印度出口产品征收50%的惩罚性关税，这迫使印度重新考虑其战略。印度曾被视为备受青睐的合作伙伴，如今却被美国的贸易鹰派人士贴上了“克里姆林宫的洗衣店”的标签。其经济后果是实实在在的：出口商面临倒闭，工作岗位流失，更多企业岌岌可危，优惠待遇的承诺也化为泡影。在此背景下，中国“欢迎印度商品、快速推进投资以及公开谴责美国霸凌”的姿态并非仅仅是机会主义行为。它们反映出一种认识，即亚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必须在多极世界中找到共同目标。战略自主，是两位领导人都强调的主题，它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必需。然而，塔鲁尔强调必须以现实主义克制乐观情绪。边境局势依然紧张，尽管双方承诺将朝着达成永久边界协议的方向迈进，但目前仍未在缓和局势、恢复到2020年4月之前的现状方面取得任何进展。印度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依然存在，而印度企业面临的巨大非关税壁垒更是雪上加霜。两国关系中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结构性不对称无法靠幻想消除。

最后，虽然现实挑战依旧存在，但对话本身已是一种成就。塔鲁尔提到，就在不久前，有超过300名中国工程师从富士康设在泰米尔纳德邦和卡纳塔克邦的关键iPhone 17制造工厂撤离，这一情况暴露出中国方面有能力对印度的雄心壮志形成有力压制。中国凭借自身在稀土生产和加工领域的主导地位，限制对印度出口对电动汽车和电子产品生产至关重要的稀土及稀土磁铁。此外，中国还对高端设备出口实施贸易限制，涉及用于电子组装等行业以及其他领域的重型隧道掘进机和太阳能设备等，这给印度造成了严重影响。真正的考验不在于峰会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而在于持续合作能否落到实处。尽管如此，仍有理由心怀希望。对话得以恢复、民间联系重新建立，以及对多边主义达成共同承诺，这些都表明印度和中国愿意投身双边关系之中，不是以对手的身份，而是作为平等的对话方。在一个日益被零和思维所主导的世界里，仅此一点就足以称得上是一场胜利。“中印大同”精神似乎正在再次萌动，缓慢而谨慎，但毋庸置疑。希望它能够持续下去。

（审校：畅爽  编辑：田鑫）

原文于9月11日发布于《印度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