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鑫钰译评

7月14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同印度外长苏杰生举行会谈。

（图片来源：新华社）

近期中印双方多次释放积极信号，双边关系呈现回暖态势。6月，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和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访问中国，参加上海合作组织防长会议及国家安全高官会议。7月，印度外长苏杰生访问中国，且印度政府宣布恢复对中国公民的旅游签证。对此，印度金达尔全球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斯里帕尔纳·帕塔克（Sriparna Pathak）撰文对近期中印关系回暖态势及其背后的战略意图进行分析。她指出，这是印度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演变背景下发出的战略信号，而非对华妥协让步。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变化及印美双边贸易协定陷入谈判困境之际，印度与中国的外交接触并非着眼于解决历史争端，而是通过展现对华缓和的政治姿态来获得更多的战略利益与影响力。

首先，作者开篇对印中关系的缓和现状进行了分析。自2024年10月中印就边境争议地区执行巡逻安排达成协议以来，两国紧张关系逐渐改善。在此基础上，两国领导人开展一系列外交会晤。持续的外交互动表明，两国正致力于减少对彼此的政治疑虑，并尝试建立一种常态化的对话机制，旨在管控分歧与防范冲突。作者认为，当前两国密切的外交接触反映了两国不同的战略诉求。印方的目标在于维护主权的同时避免冲突。而中方则是在面临“西太平洋日益增长的战略压力”与“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寻求稳定南部边境局势。印度在边境实控线争议悬而未决之际对华释放积极信号，意在推行对华经济“去风险化”战略，而非寻求对华全面“脱钩”。尽管两国存在地缘政治摩擦，但印度仍在科技和稀土等重要领域与中国保持深度合作。为此，印度采取“问题分离”策略，在维持经贸往来的同时，与中国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 

其次，作者揭示了两国存在的诸多分歧与矛盾。她指出，近期中国限制对印稀土等关键原材料出口，令印度陷入极度被动的境地。与此同时，为“限制”对印技术转让，中国政府从富士康在印度的 iPhone工厂召回了数百名中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目前，富士康正试图通过引入中国台湾地区的技术人员来弥补这一缺口。在此背景下，印度在经贸领域对华保持高度警惕。据此，作者分析，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恰恰发生在2018年武汉非正式会晤和2019年金奈非正式会晤之后。这种历史经验表明，当前两国的外交接触难以真正实现持久和平，仅是战术性的暂时缓和。究其根本，两国矛盾源于双方对边境实控线认知的分歧以及战略互信的脆弱性。尽管近期印外长苏杰生访华期间，双方就“缓和边境局势”和“促进人文交流正常化”等议题进行磋商，但印中两国在边境问题上的立场依然相左。印度坚持将彻底解决边界问题作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前提，而中国则倾向于采取“搁置争议”策略，将边界问题与双边关系区分处理，在维持其领土主张甚至“军事姿态”的同时寻求推动其他领域的合作。

随后，作者分析了两国改善双边关系背后的战略意图。尽管双方均表达了对推动双边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的愿望，但会谈实质仍聚焦于管控分歧，而非寻求根本性解决方案，诸如开通直航服务与恢复西藏冈仁波齐和玛旁雍错的朝圣路线等缓和举措，均未触及战略与领土争端的核心问题。可见，双方虽致力于促进两国关系稳定，但其长期战略目标存在根本性分歧。印度致力于恢复2020年前的边境局势，并在亚洲乃至全球推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中国旨在“维护其地区影响力，必要时不惜采取对抗性手段”，例如洞朗对峙、加勒万河谷冲突、以及通过在雅鲁藏布江上游建设大型水坝“控制下游水流”等。在此背景下，印度外交策略发生显著转变，即在双边层面上与中国保持友好接触的同时，在多边层面通过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与“全球南方”国家开展互动，并在全球范围内保持“战略平衡”。这种策略并非传统的遏制或战略结盟，而是一种精准调控的共存策略。作者进一步指出，对中国而言，稳定中印关系符合其宏大战略目标，即应对美国在东亚地区对华战略竞争的同时，避免陷入与印竞争的“第二战场”。然而，鉴于美国逐渐放宽面向中国的探索性数据分析工具（EDA）与软件出口限制，且欧盟正积极寻求对华接触，印度能否继续依赖美西方国家的支持，前景尚不明朗。

最后，作者总结道，自始至终印度将中国视为主要安全“威胁”。然而，鉴于中国是印度强大的邻国，印度必须审慎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在此复杂局势下，外交手段与必要的政治姿态相结合，无疑是最可行的应对策略。

（审校：张含睿  编辑：田鑫）

原文于8月2日发表于《第一邮报》

https://www.firstpost.com/opinion/india-china-thaw-strategic-signalling-not-concession-139180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