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鑫钰译评

（图片来源：越通社）

上世纪90年代初印度的“东向政策”演变为2014年的“东向行动”政策，标志着在东南亚地缘政治影响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印度实现了从侧重经济合作向构建战略伙伴关系的转型。该政策将印度的地区战略重点从贸易扩展至安全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文交流领域。2024年适逢印度“东向行动”政策10周年，莫迪政府通过密切的外交互动彰显对东南亚地区的重视。其战略目标主要包括：对冲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确保重要海上通道安全以及推进印度的“印太”愿景。对此，印度观察家基金会研究员尚塔努·罗伊·乔杜里（Shantanu Roy-Chaudhury）撰文分析印度“东向行动”政策在东南亚的具体实施。他指出，该政策不仅是外交辞令，更代表了印度的东南亚战略布局。

首先，作者介绍了印度与东盟的制度性联系。印度承认东盟（ASEAN）的中心地位是构建该区域合作架构的制度基础。印度通过多边对话机制深化了与东盟的制度性联系，例如：东盟-印度峰会是展现印度东南亚战略的主要平台。2024年10月，印总理莫迪出席了在老挝举行的第21届东盟-印度峰会，加强了印度对东南亚国家开展对话与合作。印度利用东盟地区论坛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特别是海上安全和恐怖主义。印度积极参与东亚峰会，突显了其在“印太”地区的话语权与影响力。2024年11月，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出席在老挝举行的东盟国防部长会议，突显了印度与该地区的安全合作。

在此基础上，印度通过次区域合作倡议推动其东南亚战略。具体而言，一是湄公河-恒河合作外交部长级会议（MGC），该机制聚焦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等湄公河沿岸国家。2023年7月，在第12届湄公河-恒河合作外交部长级会议上成立了商务理事会。MGC还将通过由印度提出的快速影响项目 （QIP）探索新合作领域，旨在建设低成本（低于50000美元）的高实用性、高知名度的项目。二是印太海洋倡议（IPOI），该倡议由莫迪2019年发起，以印度的印太地区愿景为基础吸引东南亚伙伴，旨在通过合作共同应对来自海洋方面的挑战。三是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该机制作为连接南亚与东南亚的战略平台，在印度的东南亚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内部设有安全、互联互通及贸易等重点工作组。2022年3月，BIMSTEC第五次峰会上通过了该机制的章程以及BIMSTEC交通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年4月，第六次峰会上通过首份愿景文件，即《BIMSTEC2030愿景》，制定全面合作路线图。对此，作者指出，上述多边制度性框架为印度提供合作平台，体现其参与东南亚事务的战略多样性。

其次，作者阐述了印度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关键领域。一是海上安全合作。该领域是是印度与东南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石，兼具地理必要性和战略重要性，已成为印度参与东南亚事务的核心议题。该合作主要包括三方面的进展。机制建设方面，2024年12月13日，首届印度-菲律宾海事对话在马尼拉举行。2024年8月16日，第四次印度-越南海上安全对话在河内举行，凸显出印度推进与沿海国家制度化海洋合作的系统性努力。该对话内容超越了传统海军交流，涵盖非法捕捞、海洋科研及环保等综合治理内容。海军演习方面，在莫迪政府第三任期，印度与东南亚海军演习的范围和频次都显著提高。2024年12月10日和31日，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印尼的沙璜港协调巡逻。2024年10月23-29日在孟加拉湾举行印度与新加坡海上联合演习等，均从象征性接触转向聚焦反潜作战、海域感知及人道救援的实战协作。能力建设方面，印度利用其海军专业知识强化其东南亚伙伴的海上作战能力。其中，2024年11月印度向菲律宾派驻首位印度海军官员，以及为菲律宾和越南海军人员提供专门培训计划。对此，作者指出，海上安全合作有助于印度实现更广泛的战略目标，即将自己塑造为印太地区的安全提供者，同时制衡中国的海上影响力。上述合作对象展现了印度的战略考量，即重点接触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越南和菲律宾，以及扼守关键航道的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

二是防务合作。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的防务合作已从象征性友好姿态转向实质性合作，重点强化互操作性与国防工业伙伴关系。这种转型具体表现在三个维度。防务对话机制方面，2024年8月1日第14次越南-印度国防政策对话、10月22日第6次印新防长对话、12月12日首届印泰防务对话及第9次印泰对话，为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的战略协调和防务规划提供了制度化平台。军事演习方面，2024年11月1-12日，印度与印尼在雅加达举行“Garud Shakti”特种部队演习，12月初与马来西亚开展“Harimau Shakt”反叛乱丛林战演习，12月1-6日同柬埔寨在浦那举行首次“CINBAX”联演，演习内容从常规训练转向反恐、城市战及混合威胁应对等作战训练。国防工业合作方面，在2024年9月第五届联合防务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印度提议与菲律宾共同生产防务装备，标志着合作模式从贸易采购转向联合研发。对此，作者指出，双方防务合作的深化反映了印度努力减少东南亚对传统安全供应国的依赖，同时塑造符合其长期利益的战略相互依赖格局。这也同时证明，东南亚国家将印度视为可信安全伙伴，不再忧虑卷入中美博弈。

三是网络安全和数字技术合作。随着传统安全合作日趋成熟，印度将合作领域扩展至网络安全与数字技术前沿。其中，网络对话机制方面，2024年10月启动印度-新加坡网络政策对话首次会议，开创数字安全威胁评估与协同应对的制度化平台。数字基建合作方面，“数字印度”倡议在东南亚地区引起了共鸣，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于2024年8月访印期间签署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共享协议，同月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SRO）在文莱设立遥测跟踪站。技术治理方面，印度与东南亚国家在人工智能治理、数据主权保护等新兴领域形成共识，2024年8月印度-新加坡部长级圆桌会议重点聚焦技术合作与数字标准协调。作者强调，此类合作既发挥印度技术优势，又缓解东南亚对中国数字依赖的“隐忧”，更通过技术标准互认与数字基建联通开辟经济一体化新路径。

此外，作者揭示了印度与东南亚经济合作的短板。尽管安全与技术合作成效显著，双方经济互动仍存在诸多短板。一是持续存在的贸易失衡现象。印度与东盟的贸易虽已走出新冠疫情影响，但其结构性失衡问题仍旧存在。除与新加坡的深度合作外，印度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济联系有限。二是基建联通不足。双方虽共同承诺推进互联互通，但印缅泰三边公路等标志性项目进展迟缓，加之印度2024年2月以安全为由取消缅印人员自由流动机制，进一步加剧跨境联通挑战。三是投资渠道单一。印度与新加坡的双边投资在区域投资总额中占据主导地位。2024年8月，印度与马来西亚虽宣布升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设定了经济目标，但尚未建立具体的实施机制。对此，作者强调，经济维度已成为印度东南亚战略的短板，这种失衡或将削弱印度在与中国地缘经济竞争中的影响力。

最后，作者总结道，印度东南亚战略的演进呈现三大特征，即以海洋安全为导向的伙伴关系优先化、制度化建设加速推进以及印度的地缘政治构想愈加明晰。展望未来，其东南亚战略能否取得成功，将取决于三重因素，即能否维持与多边伙伴的互动关系；外交和军事倡议向经济和技术合作的转化效能；驾驭日益复杂的地缘博弈局势的能力，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致力于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采取“平衡外交”之际。在莫迪政府第三任期，印度与东南亚的接触代表了其东南亚战略的调整，体现出战略一致性、制度化水平深化以及战略覆盖度扩展的特点。尽管在实施方面仍存在诸多挑战，但印度通过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已使自身成为东南亚战略格局中不容忽视的力量。

（审校：畅爽 编辑：杨倩）

原文于5月5日发表于印度观察家基金会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from-look-east-to-act-east-mapping-india-s-southeast-asian-engag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