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含睿译评

（图片来源：美联社）

在印度总理莫迪刚刚结束的美国之行中，技术合作的重要性和强度不容忽视。印度著名战略家，德里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高级研究员拉贾·莫汉在《印度快报》撰文指出，技术是这次印美双边互动、四方领导人小型多边峰会、莫迪与美国首席执行官的互动以及其在联合国未来峰会上的讲话的核心。莫迪的技术外交成果广泛，涵盖了从半导体到生物技术、电信到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到量子计算、小型和模块化核反应堆到机器人等各个领域，包括了先进的民用和军用技术，必将为印度技术工业基础的现代化做出贡献。

  首先，莫汉认为，技术并非首次成为印度国家战略和外交的重中之重。在独立后的印度历史上，技术至少有三次在外交战略中占据中心地位。然而，由于内外部因素的严重制约，每个阶段都未能充分发挥印度的全部潜力。如今，国内外因素共同促进，使得印度技术外交的第四阶段对印度安全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印度新一届政府将重点放在先进技术能力建设上。美国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寻求新的合作伙伴重建全球供应链，推动着印美科技合作的发展。技术已成为印度与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欧盟等多个国家交往的重要焦点。

  其次，莫汉回顾了至2014年印度科技外交过去三个阶段的发展情况。早在20世纪50年代，印度总理尼赫鲁就特别强调获取先进技术是印度经济现代化的关键驱动力。尼赫鲁与印度“核武之父”霍米·贾汗季·巴巴一起与西方国家展开接触，成功地为印度发展核技术和太空技术奠定了基础。美国还通过农业技术合作成为印度绿色革命的主要支持者。在当时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印度被视为中国的“民主替代品”。同时，美国的“科学国际主义”和“发展主义”精神也为印度的技术外交提供了急需的动力。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印度经济民粹主义的兴起、反美主义的盛行、科技界的官僚主义日益严重、私营部门的边缘化、印度向俄罗斯靠拢、1974年印度进行核试验，以及全球核不扩散机制的巩固，技术外交的空间逐渐缩小，这种势头开始减弱。非敏感领域的技术在印度不受重视。当时，印度政府的消极态度让IBM公司难以在印度发展，迫使美国半导体制造商转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与此同时，大量在印度大学接受过培训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对印度国内的就业环境感到失望，纷纷走出国门赴美发展。与此同时，苏联在印度国防、原子能和外层空间计划中的重要性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增强。到了20世纪80年代，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做出了巨大努力，以纠正第一阶段的失败，将技术合作重新置于印度与美国关系的核心位置，并探索核不扩散机制之外的合作空间。拉吉夫·甘地强烈的技术导向以及他对电信和计算能力的特别重视，为推动与美国进行更多技术合作提供了政治支持。虽然第二阶段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但内部官僚阻力和核不扩散机制带来的外部制约因素还是严重限制了印美合作进展。1998年至2014年是印度科技外交的第三阶段。印度1998年的核试验导致了美国对印度实施了额外的制裁，使科技外交情况一度更加恶化，但也说服美国政府寻求与印度在核问题上达成和解。瓦杰帕伊和辛格政府试图利用这一机会，2005 年，随着印度-美国民用核计划的实施，这一重要时刻到来了。但在这一发展阶段，政治集团内部的严重分歧和官僚机构的反对使印度很难抓住印美和解这一机会。终于，2014年印人党重新执政，为第四阶段印度科技外交注入了新的活力。莫迪政府开始着手解决印美核协议中的一些遗留问题，并将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列为第一任期政策议程的首位。在第二任期，莫迪政府将科技发展重点扩展到人工智能和半导体。这些举措与世界正在展开的技术革命相呼应，并在第三任期获得了新的动力。

   最后，印度日益认识到中国带来的挑战，加大了对印美国防和技术伙伴关系的投资。这最终促成了关键和新兴技术协议 (ICET) 。莫迪2023 年6月对美国事访问期间公布了战略和技术合作框架，今年9月的《美日印澳威尔明顿宣言》又在此基础上对技术合作模式进行了补充。莫汉认为，美国和印度在稳定亚洲力量平衡方面有着共同利益，两国的共同愿望是“减少全球经济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并在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建立技术联盟。自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印度人才大量涌向美国，如今已成为两国之间一座活生生的技术桥梁。莫汉指出，印度科技外交的第四阶段很好地抓住了这一机遇，但需要国内推动早就该进行的科技领域改革。否则，国内官僚主义的阻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次优”结果。

 （审校：段染 编辑：杨倩）

原文于9月28日发表于印度快报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c-raja-mohan-writes-indias-tech-diplomacy-from-nehru-to-modi-9586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