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爽译评

（图片来源：VOA）

在亚洲不断变化的安全格局中，印度洋地区变得愈发重要。尽管印度洋地区曾被视为“被忽视的海洋”，但如今已成为全球地缘政治博弈的关键舞台，甚至域外国家也对此区域表现出浓厚兴趣。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助理萨扬坦·哈尔达（Sayantan Haldar）表示，当前印度洋地区的安全架构支离破碎，主要行为体之间协作程度较低、政治凝聚力不足、次区域挑战众多。为了建立具有凝聚力的海上安全架构，必须将印度洋视为单一的“政治统一体”，发挥环印度洋联盟（IORA）等机制的重要作用，共同应对现实挑战。

首先，作者回顾了印度洋地区地缘政治的演变。作者指出，“印太”地区已发展成为一种战略构想，各国根据其国家和全球利益重构“印太”地区概念。相对而言，印度洋地区的界定更为一致，即地理范畴上从澳大利亚西海岸延伸至莫桑比克海峡。纵观历史，印度洋是促进欧洲殖民扩张到亚洲的关键地理区域。在后殖民时期，尤其是冷战期间，印度洋地区的重要性显著下降。冷战后，因政治结构支离破碎，缺乏大国竞争，印度洋地区更是出现了权力真空。弗雷德里克·格雷尔（Frederic Grare）和让-卢普·萨曼（Jean-Loup Samaan）认为，正是印度和中国在21世纪的经济崛起，以及2008年索马里海盗事件的增加，使印度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随着印度和中国的崛起导致全球贸易增加，确保印度洋地区安全成为当务之急。与此同时，冷战的遗产也对印度洋地缘政治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印度洋地区小国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塑造地缘政治格局，而大国则通过向小国投射影响力以提升全球地位。在此背景下，三类新的利益攸关方应运而生，共同形塑印度洋地区的海上安全架构，即主要域内大国（major residents powers）、主要域外大国（major non-resident powers）以及小岛屿和沿海国家。其中，印度、澳大利亚以及法国等主要域内大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安全和政治实力发挥着核心作用。美国、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域外大国也已成为印度洋地区的重要行为体。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吉布提等沿海小国，因经济和军事能力有限，主要通过利用其战略位置获取政治影响力，日渐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场所。此外，海湾国家、加拿大和非洲国家等行为体在印度洋也拥有国家利益，但其在塑造整体区域海洋安全架构方面作用有限。作者表示，上述行为体在印度洋地区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一个更广泛的海上安全架构正在形成。安全合作已成为印度洋地缘政治的核心要素，各利益攸关方正在致力于加强基于共同海洋利益的合作。

其次，作者介绍了印度洋地区的主要参与者。一是印度，印度洋对于印度而言至关重要。一方面印度的地理位置、不断增强的海军能力和经济实力促使其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参与者。另一方面，海上贸易、海洋和矿产资源开采的需求要求印度必须确保其海上交通线安全。因此，印度洋地区安全已成为印度战略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此外，由于印度洋地区深受气候变化、海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影响，印度在应对上述威胁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仅是为了自身安全，也是为了海上邻国的安全。当前，印度已经从“安全提供者”演变为“第一响应者”、“首选安全合作伙伴”。

二是美国，自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亚洲的主要安全参与者。尽管美国在地理上并不位于该地区，但基于冷战后维护全球秩序的巨大影响力，美国越来越强调其在印度洋的海洋利益。美国还与东盟密切合作，将其视为主要安全伙伴。作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以及在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是驱动美国介入印度洋地区的关键因素。近来，美国旨在通过《2024 年印度洋地区战略评估法案》（Indian Ocean Region Strategic Review Act of 2024）等举措加强对印度洋的关注，以维护经济利益，保障“航行自由”，并加强与印度、法国和澳大利亚等伙伴的合作。

三是中国，中国崛起为全球地缘政治的关键参与者，重塑了亚洲的安全格局。作者认为，中国对于印度洋地区的认知受到其“战略忧虑”的驱动，包括所谓的“马六甲困境”——即担心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可能封锁马六甲海峡，威胁中国的海上航运通道安全。为了缓解此种情况，中国“正在扩大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和军事影响力”，与南亚和非洲的印度洋沿岸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与此同时，这一举措也引发了他国对于中国在印度洋建立军事基地的担忧。

四是东南亚国家，传统上东南亚国家将战略重点放在太平洋，特别是影响力较大的南海。但两洋之间的门户大多位于东南亚国家的境内，使其在不断变化的安全态势中占据一席之地。此外，东盟在东南亚地区培育了强大的区域意识，与印度的接触进一步增强了其在印度洋的存在，东盟在“印太”地区的中心地位凸显了东南亚国家在塑造该地区海上安全架构方面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五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拥有印度洋最长的海岸线以及最大的海洋管辖权，专属经济区面积高达6,369,268平方公里。尽管如此，澳大利亚的战略思维仍以太平洋为中心，将自己定位为太平洋国家。然而，澳大利亚与印度洋日益密切的接触对于塑造其印太格局至关重要。作者认为，澳大利亚在“印太”地缘政治中居于独特地位。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的经济依赖中国，安全依赖美国。亚洲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使澳大利亚在经济与安全伙伴关系之间陷入两难境地，而新冠肺炎疫情后中澳关系的恶化使这一困境进一步加剧，迫使澳大利亚重新定义其在亚洲地缘政治格局中的角色。而“印太”地区战略重要性的日益凸显，为澳大利亚提供了一个机遇，使其得以减轻对中国的依赖，同时继续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冷战后安全架构中的关键一员。作者也同时指出，由于澳大利亚对“印太”地区的界定仍然局限于东印度洋，澳大利亚在构建印度洋更为广泛的海上安全架构中的作用十分有限。

六是印度洋沿岸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印度洋的地缘政治不仅涉及大国和中等强国，沿岸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在塑造地区海上安全架构方面同样具有战略意义。特别是在南亚和非洲，这些国家受地缘政治局势影响而变得尤为重要。除了印度，没有其他大国在印度洋拥有地理优势，这使沿岸国家和小岛屿国家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关键地点。中国、美国和法国等大国通过深入接触印度洋沿岸国家和小岛屿国家扩大其地缘政治影响力。印度洋沿岸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则利用其地理位置作为谈判工具来确保其国家利益，从而培养政治能动性，继续在塑造印度洋海上安全架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再次，作者评述了当前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架构。在印度洋地区，由于缺乏区域意识和政治凝聚力，区域机制在海上安全中的作用十分有限。欧洲有欧盟，东南亚有东盟，非洲有非洲联盟，而印度洋缺乏类似的连贯性机制，这可以归因于印度洋广阔的地理范围。环印度洋联盟成立于1997年，是一个重要的政府间组织，至今仍是唯一的泛印度洋区域机构。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印度洋联盟确实可以彰显“印度洋身份”。环印度洋联盟最初由印度和南非组建，名为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IOR-ARC），在培养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区域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环印度洋联盟有23个正式成员国和12个对话伙伴国。部长理事会是环印度洋联盟的最高决策机构，已发展成为讨论成员国关键战略、经济和安全问题的重要平台。环印度洋联盟的主要关注领域之一是“海上安全与保障”。虽然环印度洋联盟有可能制定海上安全议程，但由于该组织内部对话主要为外交性质，缺乏海军的直接参与，且成员国之间政治和军事观点不同，因此在达成广泛共识方面取得的进展有限。2008年印度成立的印度洋海军论坛（IONS）是印度洋地区的另一个关键机制。印度洋海军论坛是印度洋地区国家海军和海岸警卫队开展海上合作的重要平台，目前共有25个正式成员国和9个观察员国，但其在促进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方面取得的成果也十分有限。除了多边机制以外，印度洋地区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小多边集团，其中少数地理位置相近的国家就其所在区域特有的海上安全挑战进行合作。此外，孟加拉湾次区域组织“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也试图通过海上安全合作专家组应对海上安全问题。但是，作者认为上述举措均未对在印度洋建设更为广泛的海上安全架构发挥真正作用。

最后，作者指出印度洋海上安全合作的局限性。由于地缘政治环境的不断变化，构建印度洋海上安全架构面临重大挑战。各国安全利益及其战略深受地缘政治影响，导致印度洋沿岸国家缺乏政治凝聚力。此外，印度洋地区幅员辽阔，导致其沿岸国家缺乏区域意识。对此，作者建议，一是要培养区域意识，即印度洋是一个单一的“政治统一体”，所有区域沿岸国都是利益攸关方。二是聚焦共同关切，促进有意义的协同合作，共同应对海平面上升、气候变化以及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IUU）捕捞等区域挑战。三是完善地区机制，加强环印度洋联盟海上安全合作。印度洋地区风险和挑战持续激增，推进合作机制建设对于建立具有凝聚力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架构而言至关重要。

（审校：张海龙 编辑：杨倩） 

原文于9月26日发布于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towards-a-cohesive-maritime-security-architecture-in-the-indian-oce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