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是中日全面战争初期作战规模最大的重大战役，是中日战争的战略转折点，它宣告了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阶段的结束和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在中日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纪念武汉会战八十周年之际，回顾武汉会战的历史，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抗战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妄图灭亡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进行武汉会战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战役。早在1923年日本制订的对华作战计划就包括武汉会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进行全面侵华战争准备，日本陆军制订的1935—1936年度对华作战方案也包括武汉会战。七七事变后，日本相继对华发动了华北会战、上海会战、南京会战，但中国没有屈服。日本大本营认为，“进行武汉作战是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于是就将武汉会战提上了日程。日本陆军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攻占武汉，可以说用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目标就能实现一大半。日本海军也认为，攻占武汉就控制了中原，就能实质性地统治中国。1938年7月31日，日本大本营制订了《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领》，决定在秋季对武汉、广东作战。日本对武汉作战的目的是“摧毁蒋介石政权最后统一的中枢——武汉三镇”，“捕捉结束战争的机会”，并声称“本次作战对敌军打击越大，其价值就越高”。

　　日本为进攻武汉投入了重兵。当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34个师团，其中，用于武汉作战的兵力达9个师团，占其总兵力的26.5％，可以说是中日战争爆发以来一次性投入兵力最多的战役。日军分两路进攻武汉，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5个师团在江西庐山集结，沿长江和长江南岸向武汉推进，从东面和南面包围武汉，担任主攻作战；第二军4个师团在安徽合肥集结，沿大别山向鄂北、豫南推进，从北面包围武汉，配合作战。

　　当时的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武汉会战，决定李宗仁第五战区驻守大别山地区，陈诚第九战区驻守庐山地区，利用险峻山地阻击日军。参加武汉会战的中国军队陆续增加到129个师、约110万人，是全面抗战以来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

　　8月27日，日军第二军分南北两路发动进攻：北路沿安徽六安至河南光州一线向信阳推进，切断平汉线；南路沿安徽霍山至湖北麻城一线向武汉北面推进。两路日军均遭到中国第五战区军队的顽强阻击，伤亡惨重，直到10月26日才进入湖北。8月30日，日军第十一军兵分三路从江西九江向武汉推进：北路沿长江北岸推进，中路沿长江南岸推进，南路沿庐山、德安、永修一线推进。三路日军同样遭到中国第九战区军队的顽强阻击，伤亡续出，日军第一零一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身负重伤，第一零一、第一零六师团几乎失去了进攻能力。双方激战至10月下旬，日军第十一军三面包围了武汉，25日至27日攻占武汉三镇，武汉会战结束。

　　二

　　武汉会战是日本从战略进攻到战略相持的转折点，对日本影响深远。

　　第一，武汉会战宣告了日本对华速战速决战略的最终破产，使得日军身不由己地陷入持久战泥潭。从七七事变始，日本当局便低估了中国的抵抗力，乐观地认为在短时期内就能使中国屈服，首相近卫文麿和内阁、统帅部也都对在近期内解决中国问题持乐观态度。于是，日军统帅部决定对华作战采用“速战速决”战略，企图通过某一次战役的胜利，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但直到华北会战、上海会战、南京会战结束，中国并没有屈服，使日本的速胜期望落空。于是，日本又寄希望于武汉会战。武汉会战后，中国仍在进行抵抗，从而宣告了日本“速战速决”战略的彻底破产。在政治方面，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进一步损害和威胁着西方大国的在华利益，加深了同英、美等国的矛盾。尤其是，日本由此恶化了与苏联的关系，推动着苏联大力援助中国。在军事方面，日军虽取得了武汉会战的胜利，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据日军第十一军《军状报告》透露，参加武汉作战的40万日军中，伤病员高达15万人。武汉会战后，在中国战场的日军高达24个师团，国内仅剩下1个师团，已无力发动新的战略攻势，被迫转换到长期战争。

　　第二，武汉会战使得日本在经济方面再也无力支撑对华战略攻势。由于日本战争经济是建立在对华速战速决战略基础上的，当中国的顽强抵抗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战略时，日本战争经济便显露出难以为继的态势。七七事变前，日本已建立准战时经济体制。七七事变后，日本在“战争高于一切”口号下，实施战时全面经济统制。根据侵华战争需要，日本军费剧增。据统计，仅直接军费一项，1937年高达32.71亿日元，占国家总支出的69％；1938年剧增到59.62亿日元，占到国家总支出的76.8％。可见，自七七事变至武汉会战，日本直接军费达到近92.33亿日元，占国家总收入125.19亿日元的73.8％。由于日本军费和军事物资需求急剧增长，钢铁、原料、燃料等战略物资严重不足，1938年日本政府不得不规定家具等177种物品用钢铁制造，甚至还包括学生用的铅笔刀，标志着日本战争经济已显露出危机迹象。为适应对华长期战争，日本战争经济也需要再动员。

　　由于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日本不得不从对华“速决速决”战略转换到“长期战争”。

　　三

　　武汉会战是中国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的转折点，对中国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第一，国民政府构建持久抗战体制。武汉会战沉重打击了日军，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结束了日本的战略攻势，为中国构建持久抗战体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大后方建设方面，国民政府以重庆为临时首都，将西北、西南连成一片，建设大后方根据地。在军事方面，国民政府决定依托西南、西北地区大后方继续坚持抗战，形成长期战争态势。为此，武汉沦陷后，国民党政府将军队分为三类：一类在前方作战，一类在敌后游击，一类在后方轮训，以适应持久战。前方作战部队大多据守华北、华中、华南地区战略要地，牵制和打击日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是国民政府借鉴了中共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主要目标是袭击切断日占区的主要交通线，为战略反攻创造条件。

　　第二，中共开辟了敌后战场。七七抗战开始后，中共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提出了一整套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通过敌后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日军，不断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与正面战场相呼应，坚持持久抗战。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前后，八路军就深入华北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5、6月，新四军也挺进长江南北，在华中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到武汉沦陷，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先后建立了6个抗日根据地，正式开辟了敌后抗日战场，犹如一把利刃插在日军后方，搅得日军惊恐不安。1938年9月15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在报告中透露，在华北，八路军“破坏铁路、袭击各地等不祥事件反复发生，治安恢复地区只不过是铁路两侧而已。”基于敌后战场对日军的威胁，1938年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规定，在华日军“目前最重要的是……恢复治安”，固定地配备相当的兵力，迅速达到恢复治安的目的。可见，武汉沦陷后，侵华日军已经深感中共八路军、新四军是其巨大的威胁，便将对敌后战场的“治安战”提上日程，使敌后战场的地位上升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第三，为中国战时经济建设提供了机会。七七事变爆发时，中国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国防经济体系，对初期抗战不无影响。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立即组织沿海沿江的工厂内迁中西部地区。1938年3月，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的临时代表大会决定调整经济政策，制订了集中物力、财力、人力支撑抗战的战时经济建设计划。同年6月，国民政府经济部在《抗战救国之经济建设报告》中，具体提出了建设战时经济的指导思想和措施，规定人尽其力，地尽其利，物尽所用，货畅其流，在确保长期抗战经济体系的同时，也能为战后经济发展奠定基础。按照这一计划，国民政府的大后方建设首先是以内迁的工厂为基础，建立支撑抗战的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以保障战争需求。为此，国民政府实施统制经济政策，对金融和物价实施管制，对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领域均实行政府统制。这些措施的实施，完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由沿海转移到西南、西北内地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为持久抗战提供了物质保障。

　　上述可见，武汉会战后，中国国共两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均建立了持久战体制，这是战胜日本的正确战略选择。

　　总之，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战略转折的转折点，对中日战争的走势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渡过了日本战略进攻的困难时期，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来重组经济，用以构建持久战体制。在持久战体制下，国共两党紧密合作，全国军民同仇敌忾，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互相补充，里外夹击，构筑了全民族抗战的铜墙铁壁，决定了中国必胜的前途。日本在中日战争初期陆军几乎倾巢而出，在海军配合下，投入优势兵力，就是为了速战速决，迅速结束中日战争，以准备实施北进、南进的世界战略。但在中国顽强抗击下，日本速战速决战略破产，战争经济难以支撑长期战争而被迫重建，终于陷入到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便注定了其在中国失败的历史命运。

　　（作者：胡德坤，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武汉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所所长。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专项工程项目成果，项目号：16KZD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