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奕锋译评

8月26日，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图片来源：《外交学者》

近期，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地区遭遇严重泥石流灾害，此次泥石流及次生灾害已在尼泊尔造成至少1280人死亡，5600余人失踪，初步经济损失估计达到25.6亿美元。然而，与直接的人道主义和经济损失相比，此次灾害可能对地缘政治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自2015年以来，尼泊尔历届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加强与中国的交通建设、贸易往来和过境联系，降低对印度的单一依赖，扩大自身战略自主空间。但此次泥石流严重破坏了中尼边境的基础设施，使这一政策面临新的现实制约。对此，比斯瓦斯·巴拉尔（Biswas Baral）在《外交学人》撰文指出，泥石流不会改变尼泊尔在中印之间寻求平衡的基本战略，但可能削弱这一战略赖以实施的重要物质基础，并使尼泊尔同时面临对印度和中国的“双重依赖”。

首先，作者回顾了尼泊尔长期在邻国之间寻求战略自主的历史背景。尼泊尔是一个夹在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的内陆国家，其中印度从东、南、西三面环绕尼泊尔，两国之间拥有漫长而开放的边境，在经济、社会、文化和人员往来方面联系密切。这种特殊的地缘环境，使印度长期成为尼泊尔最重要的贸易和过境伙伴，但也使尼泊尔极易受到印度政策变化的影响。自1969年以来，印度曾因不同原因三次对尼泊尔边境贸易和运输进行封锁或限制，其中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15年。当时尼泊尔颁布新宪法，而印度方面认为新宪法未能充分回应其关切，两国关系迅速恶化。此外，印度也曾直接介入尼泊尔内政。因此，减少对印度的过度依赖、扩大对华联系，逐渐成为尼泊尔维护战略自主的重要手段。2015年的尼印边境危机成为这一政策转变的重要节点。边境危机后，由尼泊尔前总理奥利（K.P. Sharma Oli）领导的尼泊尔政府随后与中国签署一系列协议，推动建立新的贸易和过境通道，希望为尼泊尔开辟印度之外的替代性交通路线。其中，中尼双方重点投资建设吉隆口岸，并将其逐步升级为能够全年通行的国际口岸。随着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中尼贸易也开始从传统的樟木口岸向吉隆方向转移。此前，樟木口岸一直是中尼贸易最重要的陆路通道，但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对当地交通和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吉隆由此逐渐成为中尼陆路贸易新的核心节点。

其次，作者指出，此次泥石流灾害直接打击了尼泊尔近年来建设北向贸易通道的成果，致使北向贸易通道受阻，可能进一步加深尼泊尔对印度的依赖。此次泥石流严重破坏吉隆口岸附近的交通和海关设施，中尼边境两侧部分海关建筑、货场及相关基础设施几乎被完全冲毁。在吉隆通道中断后，中方又考虑到尼泊尔一侧可能发生山体滑坡等风险，暂时关闭樟木口岸。在吉隆和樟木通行均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中尼跨境运输被迫更多转向木斯塘口岸。然而，木斯塘并不具备替代吉隆的现实条件。其地理位置偏远、自然环境恶劣，现有道路和贸易配套设施也十分有限，难以承担大规模跨境运输。除吉隆、樟木和木斯塘三个主要口岸外，中尼之间虽然还设有另外三个贸易点，但规模很小，基本只能满足边境地区的地方性贸易需求。因此，此次灾害实际上使原本就相对有限的中尼贸易进一步受到压缩。作者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基础设施修复问题，更意味着尼泊尔过去十余年试图通过北向交通体系扩大外交和经济回旋空间的战略受到严重挫折。目前印度依然是尼泊尔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贸易规模虽居第二位，但与印度仍有明显差距。泥石流发生后，这一不平衡状态可能进一步扩大。中国商品也可通过海运运往尼泊尔，但由于尼泊尔没有出海口，其货物最终仍需要借助印度港口和印度境内交通体系完成转运，运输成本也将明显上升。也就是说，即使重要物资从中国进口，在当前条件下也可能不得不更多依赖印度的港口和过境设施。此外，泥石流还进一步暴露了尼泊尔在能源领域的脆弱性。此次灾害导致尼泊尔大约10%的发电能力受到影响，在本国电力供应下降的情况下，尼泊尔从印度进口电力的需求可能随之增加。这意味着，泥石流灾害不仅可能提高尼泊尔在贸易和交通领域对印度的依赖，还可能强化其在能源领域同印度的联系。随着印度在尼泊尔经济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其战略影响力也可能随之提升。

再次，作者进一步讨论了泥石流灾害给尼泊尔新政府外交政策带来的困难。尼泊尔总理沙阿上台以来采取了一些不同于以往政府的外交方式，起初甚至避免同外国使节以及来访高级官员分别举行会晤，这种做法已经使尼泊尔同部分国家的关系趋于复杂。如今中尼边境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尼泊尔如果希望恢复北向交通，就必须同中国开展更加密切的合作。重建北部交通网络本身又可能产生新的地缘政治影响，但尼泊尔缺乏独立修复这些大型跨境基础设施所需的资金和技术能力，因此很可能需要中国提供技术和金融支持。同时，由于中尼边境地区具有较强敏感性，两国也不太可能欢迎第三方国家大规模介入当地的基础设施重建。这样一来，一种颇具矛盾性的局面正在形成：在短期贸易、能源和过境问题上，尼泊尔可能更加依赖印度。但若要恢复并强化旨在降低印度依赖的北向交通体系，尼泊尔又必须进一步依赖中国。作者将这种状态概括为一种特殊的“双重依赖”。这一局面也给年仅36岁的沙阿带来国内政治压力。一方面，现实经济利益要求尼泊尔加强同印度的贸易和交通合作；另一方面，尼泊尔国内部分民族主义力量长期对印度保持警惕，将维护对印度的适当距离视为国家自主的重要象征。沙阿政府因而必须同时处理经济现实与民族主义政治诉求之间的矛盾。过度接近印度可能招致国内批评，但如果忽视印度，尼泊尔短期内又难以解决贸易、能源和交通方面的现实问题。

最后，作者指出，此次泥石流灾害凸显了尼泊尔北向战略本身存在的结构性局限。连接尼泊尔与中国的交通线路大多穿越喜马拉雅山区，长期面临滑坡、洪水和地震等自然灾害威胁。复杂地形以及较高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成本，使中国虽然能够为尼泊尔提供重要的战略替代选择，却很难在短期内真正取代印度作为尼泊尔主要贸易和过境伙伴的地位。此次灾害以更加明显的方式暴露了北向通道的脆弱性。过去十余年，尼泊尔试图依托中国方向的交通、贸易和过境基础设施，为自己建立印度之外的战略选择。而此次泥石流灾害表明，这一政策高度依赖脆弱的喜马拉雅交通网络。短期内，印度在尼泊尔贸易、交通和能源体系中的地位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尼泊尔又不得不借助中国力量修复北部基础设施。尼泊尔未来的中印平衡，因此并非简单地在两个大国之间“等距离外交”，而可能更多表现为在不同领域同时依赖两个邻国，并在这种不对称依赖关系中寻求有限的战略自主。

（审校：高睿 编辑：张思源）

原文于9月4日发表于《外交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