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奕锋译评

2012年，印度-东盟会议在新德里举行，庆祝印度“向东看”政策二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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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环境日益呈现碎片化和不确定性，传统军事安全与经济安全、供应链安全、网络安全和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互联互通也因此具有更加复杂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交通、数字和基础设施网络能够促进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也便利了跨境犯罪、非法人员流动甚至军事力量调动，并通过供应链、数据网络和关键基础设施形成新的战略依赖。随着稀土、半导体等关键资源逐渐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工具，供应链本身也可能被“武器化”，进而成为影响国家战略自主的重要因素。对此，印度辩喜国际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布里格·维诺德·阿南德撰文指出，印度“东进战略”已经从早期以经济合作为重点的“东望政策”，逐步发展为兼顾战略、安全、互联互通和地区影响力的综合性政策。

首先，作者简要梳理了印度“东望政策”到“东进战略”的发展脉络。1991年，印度在经济危机、冷战结束和国际格局重组的背景下推出“东望政策”，此后不断加强同东盟及东亚国家的制度化联系。2014年莫迪政府将其升级为“东进战略”，意在强化人员往来、基础设施建设、经济一体化、贸易联系和安全合作。经过十余年发展，东盟已成为印度“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构想的重要支点。2025年东盟-印度会议进一步将2026年确定为“海上合作年”，双方同意推进《2026-2030年联合行动计划》，扩大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网络安全和可持续旅游等领域合作，并强调保护跨国海上通道，避免关键矿产、粮食和能源基础设施受到冲击。不过，印度与东盟贸易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2025-2026财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280亿美元，印度贸易逆差约450亿美元，这也是印度推动重新审查《东盟-印度货物贸易协定》的重要原因。

其次，作者提出，互联互通已成为印度推进“东进战略”的核心方向，印度相关政策的推行对区域与次区域合作机制的依赖程度正不断提升。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连接南亚和东南亚，是印度“东进战略”与“邻国优先”政策的重要交汇点，近年来合作范围已由交通和贸易逐步延伸至海上安全、反恐、网络犯罪和灾害管理。湄公河—恒河合作则通过印度、缅甸、泰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之间的次区域合作，为印度扩大在中南半岛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提供平台；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尼泊尔合作机制主要推动跨境交通、能源和经济一体化。与此同时，印度还通过“印太海洋倡议”、“萨加尔愿景”（SAGAR）及其后续的“MAHASAGAR”愿景框架，将海上安全、蓝色经济、人道主义救援和地区互联互通纳入更广泛的印太战略之中。这些机制表明，“东进战略”已经不再局限于印度同东盟之间的外交和经贸往来，而是成为印度与东盟在陆地、海洋、数字和安全等多个方面构建的制度性联系。尤其是在关键矿产、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重要性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互联互通已经不仅意味着交通便利，也关系到供应链韧性和战略资源安全。印度也试图通过灾害救援、能力建设和海上安全合作，将自身塑造为地区“安全伙伴”和危机发生时的“第一响应者”。

再次，作者特别强调印度东北地区在“东进战略”中的枢纽作用。由于东北地区与缅甸接壤，并通过孟加拉湾方向连接东南亚，印度一直将其视为进入东盟大陆国家的“门户”和政策“发射台”。为此，新德里近年来持续加强东北地区的交通、能源、数字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日本也成为这一进程中的重要外部伙伴。2017年成立的日印“东进论坛”专门支持印度东北地区经济现代化，日本在互联互通和高速公路、电力与能源、卫生基础设施、农业和人力资本等领域提供支持，这一合作也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形成呼应。换言之，东北地区建设不仅是印度国内区域发展问题，也逐渐成为印度与日本在印太框架下开展战略合作的重要支点。在具体项目方面，印缅泰国三国公路是最具代表性的陆路工程，印度希望以此连接曼尼普尔邦、缅甸和泰国，并进一步延伸至老挝和柬埔寨；卡拉丹多式联运项目则试图通过缅甸实兑港、卡拉丹河及陆路运输，把内陆的米佐拉姆邦直接连接孟加拉湾，从而减少对西里古里走廊的依赖。此外，印度还推进布拉马普特拉河水运、东北铁路扩建、跨境公路、数字基础设施及区域航空网络建设，并探索将统一支付接口等印度数字平台同东盟市场连接。如果这些项目能够顺利推进，东北地区将不仅是印度国内边疆，也可能逐渐成为连接南亚和东南亚的陆路、数字和物流枢纽。然而，目前多项旗舰工程仍受到地形、资金、施工能力以及缅甸局势的影响，东北地区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随后，作者指出，安全和边境治理已经成为制约“东进战略”的主要因素，其中印缅边境问题尤为突出。缅甸持续的内战和族群冲突削弱了中央政府对边境地区的控制，一些印度东北部武装组织得以在缅甸境内活动，并可能借机重组和跨境渗透。与此同时，枪支走私、毒品贩运、难民流入和跨境犯罪不断增加，特别是来自“金三角”的毒品流入，对印度东北地区的社会稳定构成长期压力。钦族、库基族和佐族等跨境族群的迁移，又使边境问题与曼尼普尔邦、米佐拉姆邦内部的族群关系相互叠加。印度原有的“自由流动制度”允许边民在一定范围内免签跨境活动，虽然有助于维持传统社会和经济联系，却也增加了边境管控难度。类似问题同样存在于印孟边境，非法移民、毒品和违禁品走私、假币流通等问题长期存在。除了安全风险之外，印度基础设施项目本身也面临严重的执行和协调问题，一些工程长期延期并导致成本大幅增加，卡拉丹项目的实际成本已远高于最初估算。由此可见，“东进战略”目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印度希望通过开放边境和互联互通扩大区域联系，却又必须应对开放所带来的安全风险，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已经成为政策能否继续推进的关键。

最后，作者认为，印度“东进战略”虽然已经取得明显进展，但仍需从基础设施建设、海上通道、供应链安全和边境治理等方面进一步调整。第一，应加快东北地区现有项目建设，提高部际协调和项目执行效率，并继续借助日本等外部伙伴的资金、技术和基础设施经验，提升东北地区作为连接东南亚门户的能力。第二，鉴于缅甸局势短期内难以稳定，印度不应过度依赖经缅甸进入东南亚的陆路通道，而应更多开发从印度东部沿海通往东南亚的海上走廊，并推进与印度尼西亚沙璜港等项目合作，以形成陆海并举的互联互通格局。第三，印度需要加强边境安全力量的技术装备，通过无人机、传感器和监视系统提高对毒品、武器走私和非法跨境活动的侦测能力，同时妥善处理取消“自由流动制度”可能引发的边境族群反弹。此外，在更广泛的地区层面，印度还应继续依托东盟、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湄公河-恒河合作、印太海洋倡议和“MAHASAGAR”愿景等机制，将贸易、互联互通和安全合作结合起来，并更加重视关键矿产、粮食、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安全问题。作者总结称，“东进战略”已经从印度面向东南亚的经济外交工具转变为具有明显战略和安全属性的区域政策，但其最终成效仍取决于印度能否改善东北地区基础设施、控制边境风险、增强关键供应链韧性、提高项目执行能力，并在陆上互联互通受阻的情况下建立更加多元和稳定的海上联系。

（审校：高睿 编辑：张思源）

原文于8月12日发表在印度辩喜国际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