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睿译评

7月20日，数千名印度年轻人在首都新德里集会，要求教育部长达门德拉·普拉丹

为全国医学入学考试泄题事件负责并辞职。

图片来源：美联社

当印度最高法院大法官苏里亚·坎特（Surya Kant）在五月将失业青年和活动人士比作“蟑螂”和“寄生虫”时，他已经无意中为一个正在寻找共同身份的世代提供了凝聚起来的精神动力。短短数日之内，这一侮辱性言论便成为了战斗的口号。数百万印度青年高呼“我也是蟑螂”，围绕这一蔑称创作出各类网络热梗，并顺势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一些人将这一事件解读为莫迪政府对政治环境的误判——毕竟，正是政府的相关言行，为处于边缘地位的印度失业青年走向集体动员提供了“火花”。但这种自上而下的传统政治解读，忽视了新兴的领导力理论、互联网传播机制以及已然存在的全球“Z世代”浪潮。过去两年间，“Z世代”抗议浪潮已对尼泊尔、孟加拉国、肯尼亚和马达加斯加的政治局势造成冲击，部分国家的政府甚至因此发生更迭。对此，美国天普大学助理教授Marvin Starominski-Uehara撰文指出，印度此次“Z世代”运动依托去中心化的网络动员，形成跨群体共识，并尝试向政党化方向转型，比以往“Z世代”抗争更具持久潜力，但仍面临政府压制及政策转化的严峻考验。

首先，作者指出，印度此次“Z世代”运动充分展现了现代去中心化领导力理论的典型特征。其一，个体的独立行为。与许多由“Z世代”主导的社会运动相似，这场运动最初由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熟悉互联网传播方式的城市青年精英发起。5月中旬，拥有波士顿大学公共关系硕士学位的阿比吉特·迪普克（Abhijeet Dipke）在网上提出一个迅速引发共鸣的简短问题并搭建简易网站和报名表格，由此发起这一“政党”，并完成初步的网络动员。其二，参与者对所见内容的复制与改编。迪普克随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起草政党宣言并设计品牌形象，而这些内容迅速被参与者们接力传播、二次创作，形成自发的协作网络。其三，网络平台对运动影响力的放大。6月3日，该“政党”任命新德里调查记者绍拉夫·达斯等人为发言人，组织利用互联网媒体持续放大抗议信息。两天内，该党的报名人数突破10万，并很快攀升至35万，社交媒体账号的粉丝数更是在几天内接近1800万，一度超越印人党和国大党的官方账号。

其次，作者认为，这场抗议活动在短期内快速扩张的原因在于，它反映了印度互联网原生群体长期积累的不满，同时充分利用了网络梗图等互联网载体。印度定期劳动力调查显示，2026年3月，15至29岁年龄段的失业率为15.2%，而印度全国总体失业率为3%至5.6%。据阿齐姆·普莱姆基大学估算，超过40%的25岁以下大学毕业生处于失业状态，人数大约为1100万。国家医学入学考试因考题泄露指控遭到取消，导致原本的不满情绪瞬间变成迫在眉睫的现实困境。230万名报名参加该考试的学生眼见自己失去获得医疗职业生涯的机会。教育机会不公和就业困境为青年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提供了现实基础，因为它们几乎影响每一个年轻家庭，无论其宗教信仰或种姓背景如何。抗议现场，印度教与穆斯林家庭一同祈祷、就餐；穆斯林厨师每日为示威者提供餐食，锡克教谒师所也开设社区食堂接济众人。在线上层面，该运动把网络梗图作为核心传播载体。相较于其他数字内容，网络梗图具备独特优势。它们可以在几秒钟内被创造出来，以创意方式传达关键信息，并使普通用户能够迅速理解其核心信息。梗图的强大之处还在于其形式本身就鼓励二次创作。用户不只是浏览内容，他们会复制其结构，替换内容后重新发布，从而衍生出大量变体，让原始内容不断扩散。每一次改编都会进一步影响网络舆论，并催生新一轮二次创作。一旦这种内容的积累突破了某个阈值，分散的个体行动就会转化为具备规模效应的集体协作。可以说，正是坎特大法官最初的侮辱性言论，成为了这次抗议活动的导火索。在失业困境和考试公平争议等既有社会不满的推动下，这句话产生了强烈的情绪冲击，短短数日便将千百万人原本分散的挫败感凝聚为清晰、共通的群体身份认同。

最后，作者认为，印度此次“Z世代”运动比大多数同类运动有更大机会取得持久成功，但其未来走向仍是未知数。尼泊尔2006年政治变革推动君主制走向终结，但此后该国经历了17届政府更迭，并长期面临经济发展乏力的问题。尼泊尔和孟加拉国近期的例子也表明，由“Z世代”主导的运动往往擅长发起抗争，却难以完成后续的制度建设。这是由于能够引爆舆论怒火的网络传播模式无法提供治理所必需的持续协商机制、专业能力与社会信任。然而，印度此次“Z世代”运动似乎已经决定性地跨越了这一瓶颈，将网络舆论场中的协同行动转化为正式的政治组织。这一战略步骤使抗议活动有可能突破网络传播的局限，并为通过制度性渠道将民众情绪转化为具体政策诉求提供了一条路径。此外，与类似案例相比，该运动还拥有更广泛的合法性基础。它跨越了宗教界限，获得了来自反对党政治家，甚至印人党传统支持者中部分群体的支持。然而，这种合法性并不能使运动免受印人党政府的压制。印度行政机构拥有多种限制互联网动员的手段。首先是直接限制访问。2012—2020年间，全国发生的637次地区性断网事件中，有501次发生在印人党执政的邦。只要印穆矛盾激化或是抗议活动持续发酵，当地发生断网的概率就会明显上升。第二种手段是舆论管控。在莫迪治下，印度的媒体普遍倾向于政府立场，异议很容易被贴上“反国家”标签。政府还可以发布有利于自己的媒体内容，借助其对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将“Z世代”运动塑造成受反对党操纵的政治力量或无关紧要的“键盘侠”，从而降低公众的关注度。因此，这场抗议活动的未来走向仍是未知数。

多数“Z世代”运动都未能搭建正式的政治组织，而印度此次的运动已经跨过这道门槛。这套政党架构能否在持续的行政压力下存续，当局的断网、舆论操控手段能否瓦解一场依靠网络传播壮大的运动，一切尚待观察。就算政党得以存续，它能否将民间层面的广泛认同，转化为选举成果或推动具体政策落地，也依旧是未知数。蟑螂能够存续数百万年，并非因为它们聪明，而是因为它们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如今在印度互联网上迅速传播的“蟑螂”意象，所映射的正是这一代印度青年迅速适应变化的能力。

（审校：吴奕锋 编辑：张思源）

原文8月4日发表于《外交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