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染译评

（图片来源：The Wire）

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代号为“阿克萨洪水”的袭击行动。10月10日，印度总理莫迪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重申了印度对以色列的支持。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印度的亲以色列立场反映了印度对其传统中东政策的偏离。鉴于这一情况，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卡迪拉·佩蒂亚戈达（Kadira Pethiyagoda）指出，不应错误理解印度中东战略的转变。莫迪的回应是在以色列遭受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袭击、且以色列进行重大报复之前做出的。在莫迪最初发表声明后不久，印度随后通过外交部发表了更为平衡的声明，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并承诺向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一些观察家将印度对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反应视为印度新中东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表明印度正在缓慢转向美国阵营并远离不结盟政策。然而，印度的崛起使印度难以在巴以冲突中长期公开支持以色列。

首先，佩蒂亚戈达指出，印度公众、政治领导人和外交工作者认为，在印度的总体战略愿景中，印度是多极世界秩序中的一极。这最终将促使印度不再以南亚地区大国的身份，而是以全球大国的身份来应对巴以冲突。如果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不想出现误判，就应该更加关注这一观点，因为这与印度对乌克兰的立场有关。莫迪最近对以色列的支持象征着印度外交政策中的一种思维方式，即从南亚政治视角（即印巴边境冲突）、恐怖主义等安全威胁以及印度过去对待伊斯兰武装分子的方式来看待中东问题。简而言之，这种观点传递了以下信息：以色列与伊斯兰武装分子作战，印度也是如此；因此，印以应成为盟友。此外，莫迪和内塔尼亚胡之间所谓的兄弟情谊的其他理由还包括支持强有力的外交政策或宗教在社会中的主导作用。然而，佩蒂亚戈达认为，单独考虑这些是不够的。对于印度而言，以大国身份介入巴以冲突需要考虑巴以局势对印度全球利益和目标的影响。在中东，这需要保护印度的经济利益，确保不间断地获得能源，并控制与中东国家进行能源贸易的风险因素（例如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以及对伊朗的制裁的影响）。认识到这一点意味着印度需要扩大相对于当前世界霸主美国和其他地区大国的战略力量。具体来看，如果巴以冲突扩大并吸引其他国家介入，那么明确的亲以立场无法实现印度以上目标。而从长远来看，即使冲突没有扩大，这种立场也限制了印度增强其对地区大国和美国的影响力。

其次，佩蒂亚戈达批判了一些认为印度正在转变中东战略的错误观点。塔内贾将印度对以色列的立场及其与美国的关系与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I2U2小多边机制，以及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联系起来。然而，四方安全对话这一更具战略价值的机制表明，印度只是将此类机制视为一定程度上服务于本国特定利益的工具。如果它们不符合印度利益，印度就会搁置。因此，这些机制几乎没有对印度战略目标和经济利益产生实质影响。例如，当谈到印度对俄乌冲突的反应时，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并没有让印度更接近美国的立场。相反，印度的加入阻止了四方安全对话对俄罗斯发出一致谴责。佩蒂亚戈达指出，塔内贾正确地认识到印度转向更冒险的外交政策。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印度与美国结盟。考虑到其谋求成为强国的核心目标，印度更加自信的外交政策会加大印美分歧。大国在中东争夺影响力本质上是零和博弈。霸权越弱，印度等新势力扩大影响力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对于印度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成功，它可能会遏制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崛起，但也可能会加强美国的主导地位。从战略角度看，作为崛起大国，印度削弱美国霸主地位比削弱中国获得的利益更大。

再次，佩蒂亚戈达考量了阿拉伯国家的立场对于印度中东战略的影响。阿拉伯国家对巴以冲突的立场很大程度上是平衡三个因素的结果：美国的影响、以色列的相对军事实力以及本国民众的观点。佩蒂亚戈达认为，阿拉伯国家对前两个因素的考虑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减弱，对最后一个因素的考虑正在增加。这样的结果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推动的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已经停滞。例如，阿联酋将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一部分原因视为换取巴勒斯坦人更好的处境（即要求以色列停止吞并约旦河西岸），而现在这一目标没有成功实现。因此，在巴以冲突上保持中立立场，更有利于印度增强地区影响力。佩蒂亚戈达认为，以这种方式接近阿拉伯国家有助于印度在国际组织中提出克什米尔问题时收获善意。

接下来，佩蒂亚戈达指出，印度也可能会从美国、中国和俄罗斯这三个老牌强国的行为中吸取教训。这些国家更多地从长期全球议程的角度看待巴以冲突，而不是地区问题或过去对付伊斯兰武装分子的任何做法。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支持阿富汗的伊斯兰叛乱分子，最近又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叙利亚和利比亚的伊斯兰叛乱分子，但它仍然为以色列提供军事和外交支持，部分原因是这有助于推进更广泛的美国利益。尽管中国和俄罗斯都曾打击过国内的伊斯兰武装分子，而且俄罗斯还支持叙利亚政府对叛乱者发动战争，但两国都采取了中立或亲巴勒斯坦的立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有助于削弱美国的主导地位。即便如此，两国仍然设法从以色列那里获得利益，例如通过军事技术转让，或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同样，中立甚至亲巴立场也不会导致印以武器贸易停止。这是因为作为武器出口国，以色列是双边贸易的获利者。

最后，佩蒂亚戈达分析了印度选择中东战略的国际环境。佩蒂亚戈达认为，俄乌冲突和新一轮巴以冲突标志着世界秩序的巨大变化。在不断崛起的大国权力争夺的重压下，世界秩序正在崩溃。印度外交政策机构将越来越注意到这一点，并可能会意识到，利用这一时机需要改变对以色列的态度，特别是在冲突扩大的情况下。如果未能利用这一机会，莫迪政府可能会被国内民众放弃。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敌意很可能在这十年中达到顶峰，正如其他亚洲国家所看到的那样，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将意味着未来的政治家倾向于煽动族群间紧张局势和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的论调，这可能也意味着向亲以色列立场靠拢。但即便如此，国际地位的提升会影响印度对以色列的立场。新一代印度领导人可能不再将印度视为巴基斯坦的竞争对手以及跨境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而是将其视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以及最高权力的争夺者。如果美国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它就不应该指望印度最终成为以色列的盟友。

（审校：祝嘉聪  编辑：祝嘉聪）

原文于12月12日发表于《外交政策》官方网站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12/12/india-israel-middle-east-modi-multipolar/#cookie_message_anch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