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含睿译评
(图片来源:中国外交部)
近日,尼赫鲁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拉杰什·拉贾戈帕兰撰文称,印度不应过分关注所谓国际地位的提高,试图与中国“一较高下”,而是要先保障国家安全,关注与安全利益相关的关键事务。
拉贾戈帕兰并未否定印度在巴厘岛举行的G20会议上的外交成功,但强调需谨慎看待。他认为印度在所谓“俄中轴心”和西方之间找到了一个中间地带,并受到广泛的赞誉。他提到,许多评论家认为,印度在巴厘岛发挥的作用预示着它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正在崛起。人们期望印度弥合正在出现的东西方冲突,特别如莫迪所强调的那样“为全球南方服务”。尽管在G20中扮演这样的桥梁角色可能会给印度带来一些地位提升,但也可能致使其面临安全风险,为追求这一中立立场,印度与其关键的安全伙伴拉开了距离。
拉贾戈帕兰表示,首先需要厘清领导G20本身并非什么伟大的成就,也不是对印度任何特殊功绩或全球地位的认可。印度是从印度尼西亚手中接过主席职位的,而在此之前担任这一职位的是意大利。这两个国家无疑是重要的,但不完全是全球大国。这类职能在国际政治中的价值相当有限,尤其是在包括多个大国和利益集团在内的复杂格局下。这意味着,除了崇高的宣言之外,实际能够实现的实质内容少之又少。在以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为一方、以中国和俄罗斯为另一方的新兴大国竞争的背景下,G20的实际作用相当令人怀疑。大国竞争的影响无处不在,G20也不例外。这意味着,印度会被要求站队,并寻求一个可能损害其安全伙伴关系的中间立场。而印度可能会陶醉于对中间立场的追求,以至于忽略其安全利益。
拉贾戈帕兰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外交战略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确保国家免受中国的军事威胁。但印度往往把国际地位而非国家安全放在首位,醉心于追求全球角色(global role)的虚荣,这一角色在财富和安全方面都没有提供什么实质的物质利益。更糟糕的是,印度认为实现这一角色会使其不必在国际政治中做出艰难而代价高昂的选择。
拉贾戈帕兰指出,印度尚未对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第三世界活动的实际收获做出正确评估。印度在朝鲜战争中的调停或在不结盟运动或77国集团中的领导地位对印度的利益有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在困难时期,如1962年和1971年,印度被迫面对这样的现实:无论它作为一个领先的第三世界 “大国”的地位如何,在安全上都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当时唯一重要的朋友是那些愿意在军事上和外交上支持印度的国家,而不是那些在联合国大会上对各种无意义的和平提案与印度一起投票的国家。尽管印度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正如研究印度外交政策的学者们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很多东西仍然没有改变。其中一个因素是对地位的持续关注,即使寻求这种地位的具体基础可能已经改变。追求地位在本质上并没有错。但这是一种奢侈,只有那些足够安全的国家才应该追求。问题在于,当这种追求妨碍了国家安全的更迫切需求时,地位本身并不能在粗暴的国际政治中提供安全。
至少在独立后的最初几十年,印度是一个相对更安全的国家,它至少有能力保卫自己。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印度的安全状况逐渐恶化,在与中国的实力对比中不断落于下风。这意味着,印度无法承担任何偏离其最根本利益的外交政策目标所带来的风险,即确保自己不受中国强势崛起带来的力量投射的影响。
拉贾戈帕兰认为,印度并非没有意识到自身安全状况已经恶化。事实上,这正是印度与美国及其盟友关系日益密切、成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以及其他许多行动的基础。就在印度在巴厘岛扮演调停者的时候,印度海军正在日本沿海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中的伙伴进行马拉巴尔军事演习。这些都是印度安全所需的关键伙伴关系,不应允许任何因素介入印度和这些安全伙伴之间。无论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拥有什么样的地位,当在1962年无法保卫自己的领土时,印度自身就会遭受沉重打击。今天,印度的安全环境要糟糕得多,这意味着其战略容错空间要小得多。总之,印度需要更明确地关注对其国家安全利益真正重要的东西,成为全球南方的调解者、桥梁或代言人可能并不值得。
(审校:孙小涵 编辑:段染)
原文于11月28日发表于《印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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