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小雨

（图片来源：The Washington Post）

6月中下旬，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莉与国务卿蓬佩奥在华盛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声明，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 Human Rights Council)，并指责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存在偏见”以及“无法有效保护人权”。这是继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制定进程、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后，特朗普政府再次“退群”。国际社会舆论一片哗然。此举也被认为是美国奉行“退出主义”的又一表现。

一、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的背景

人权理事会是联合国系统中由47个成员国组成的政府间机构，负责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工作，解决侵犯人权的状况以及对此提出建议。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46年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Human Rights Commission）。2006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取代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其最主要的出发点，就是要改变“这一组织沦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工具”的状况。其带来的变化也是明显的。发展中国家的席位大大增加，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美和西欧国家的权重明显下降。在人权委员会时期，亚洲和非洲区域会员国占据53个席位中的27席。而人权理事会中，亚洲和非洲区域会员国达到47席中的26席，北美和西欧国家的席次不升反降，由10席降为7席。人权理事会内部结构的变化，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在理事会中的发言权，削弱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影响力。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之初正值小布什政府时期，当时美国就曾以理事会充满“以色列的敌人”为由，对其抵制长达三年，拒绝美国竞选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直到2009年，相对更加热衷通过双边组织解决问题的奥巴马执政，美国才加入该组织，并获得最长的两届连任。然而，加入人权理事会后，美国并没有获得该组织的主导权。由此，人权理事会经常通过批评以色列侵犯人权的决议，同时美国的移民政策也遭到公开批评。为扭转上述被动局面，美国于2017年提出人权理事会的改革方案，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声明，改革目标之一是阻止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侵害者”获得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令美国沮丧的是，其他西方国家虽然认同其改革方案，却无意推动改革。无力改造于己不利的人权理事会，美国也由此萌生去意。

二、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的缘由

在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声明中，美国国务院解释了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的原因，历数人权理事会的“几大罪状”。就美国而言，只有指责人权理事会才能获得国际社会对其“退群”正当性的理解。但其退出人权理事会是多种影响因素交织的结果。

其一，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长期把“巴勒斯坦及其他阿拉伯国家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列为会议议程，审议以色列涉嫌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害人权的行为。而美国一直要求取消这项议程。去年黑莉在参加人权理事会会议时，也曾指责该组织在对待以色列问题上“残忍而病态”，并威胁理事会按照美国的意愿改革，否则就要退出。美国去年10月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时，理由之一也是该组织“针对以色列的持续偏见”。自特朗普上台后，美以关系日益亲近。去年12月，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于今年5月将美国驻以使馆迁至该市，巴以冲突进一步加剧。类似的案例不枚胜举。

其二，美国移民政策引发舆论广泛批评。美国此番退出人权理事会，也与特朗普政府在处理非法移民问题时面临的人权指责不无关系。据美国政府6月15日公布的数据，在截至5月底的一个半月内，美执法人员在处理美墨边界涉嫌非法越境者时，强行让近2000名未成年人与其父母分离。美国政府这一举措饱受诟病，被批无视未成年人权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6月18日呼吁美国尽早停止这种“违背良知”的行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6月18日也敦促美方停止这种执法行为。

其三，特朗普政府采取超实用外交政策。美国对待人权问题一向采取双重标准，“合则用，不合则弃”是其典型做法，只是在不同政府时期，美国在维护人权和外交之间保持不同水平的平衡。但基于特朗普的超实用外交政策，人权更多是这届美国政府获得外交收益的手段而非目标。今年4月，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在对国务院工作人员的讲话中表示，要求别人“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可能会为实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制造障碍”，这个表态可以视为特朗普政府对包括人权等意识形态问题的明确态度。因此，奥巴马时期将人权视为重要目标的思路——即通过加入联合国人权组织改变人权状况并为美国利益服务，在特朗普时期显然不再适用。

三、对美国退出人权理事会的影响

美国此次突然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其实在引发一片哗然的同时也可以称得上是“意料之中”，细数特朗普入住白宫以来的各种决定就不难发现，“退出主义”似乎正成为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主旋律。此前，美国外交领域较权威的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理查德就在个人推特上将特朗普的这些行径概括为“退出主义”（Withdrawal Doctrine）。在“退出主义”影响下，特朗普政府推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做法，会产生以下两方面的影响。

（图片来源：观察者网）

一方面，退出事件将对美国自身产生影响。按照特朗普的政策逻辑，退出人权理事会，是其双重人权标准的再次体现。当然，从整体上来讲，这不会立刻导致美国形象的瓦解和崩溃。但是，联系美国在特朗普执政以来退出《巴黎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点燃贸易战烽火等一系列“弃约”行为，美国此番退出行为无疑会削弱美国的国际信誉，使得美国的国际动员能力受到冲击，从长期来看，对于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将造成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退出事件将对国际社会产生影响。虽然单一的美国退出人权委员会行为，不足以打破现有国际秩序，但特朗普的“退出主义”已然刷新了国际社会的认知。目前，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美国将越来越少地承担国际责任，国际规范和规则都将面临重塑的危机。美国的退出行为毫无疑问将会加速重塑过程。但在新的规范和共识形成之前，美国只顾及自身利益的政策导向只会使包括人权在内的国际规范变得更加混乱。美国是否会在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后接着退出其加入的相关人权公约，是否会有国家效仿美国“先例”，退出于己不利的重要国际组织？这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才是真正令国际社会警惕和担心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同时，黑莉表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其对人权的承诺，美国仍会积极参与联合国的人权事务，并倡导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改革。在人权理事会完成改革之时，美国将会乐于重新加入。那么，退出了人权理事会的美国接下来将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参与联合国的人权事务，又会通过怎样的方式推动人权理事会的改革——这都是接下来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的话题。

（作者是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

U.S. Withdraw from Human Rights Council: Trump Administration's New Practice of "Withdrawal Doctrine"

CAO Xiaoyu

On June 19th,the U.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U.N Nikki Haley and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issued a statement to announce that U.S. will withdrawn from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and accused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of being "prejudiced against Israel" and "impossible to effectively protect human rights" . This move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latest manifestation of the U.S. government’s unilateralism, and the public opin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been in turmo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