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奕锋译评

7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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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一方面被视作印度面临的最核心安全挑战之一，另一方面也是印度无法忽视、合作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的重要伙伴。在国际格局加速调整、中美战略竞争持续演进的背景下，中印两国重新加强高层交往，使双方关系出现新的缓和迹象。印度辨喜国际基金会副研究员普蕾娜·甘地撰文指出，当前中印关系的回暖并不意味着双方已实现“战略和解”。由于两国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加之中印实力的不完全对称，印度更现实的选择是在“战略自主”和“多向结盟”原则下，根据国际形势进行灵活的战术调整。因此，新一轮中印接近更适合被理解为一种“战术性接近”，其核心目的并非消除战略竞争，而是在竞争长期存在的情况下控制风险、扩大合作空间，并改善印度自身的战略处境。

首先，作者回顾了近年来中印关系转向有限缓和的过程，并认为可能举行的中印元首会晤或许会成为检验两国关系能否进一步改善的重要节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一次访问印度还是2019年，当时两国领导人在马拉普兰举行第二次非正式会晤。此后，2020年6月中印爆发加勒万河谷冲突，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使两国间长期积累的政治互信遭到重创。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印逐渐形成了将边界争端与双边整体关系适度分离的默契，但加勒万河谷冲突使这一共识受到严重冲击，边界问题也由外交议题演变为两国国内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直至2024年俄罗斯喀山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两国关系才重新出现明显缓和迹象。2025年莫迪访问中国天津后，中印高层交往进一步恢复。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可能于2026年9月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峰会。不过，作者指出，中印高层互动的意义不能脱离国际战略环境单独考察。当前正值特朗普第二任期中段，中美两国也在不断通过领导人会晤和机制化沟通管控贸易与战略竞争。美国虽然已难以像冷战结束初期那样单方面主导国际秩序，但仍是全球实力最强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已经由一个主要的印太地区性大国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性大国。在这种背景下，印度对华政策本身也是其应对全球力量格局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作者重点分析了边界问题在中印关系中的地位，并认为短期内优先需要改善边境管理能力。近期有关中印推动边界谈判以及采取“早期收获”机制的讨论明显增多，即首先在争议程度相对较低的区域取得突破，再逐步推动整体边界问题解决。但是，中印边界中争议较少的中段仅占全部边界的大约五分之一，东段和西段涉及的领土要求对双方而言都具有高度敏感性，因此短期内实现整体解决的可能性仍然有限。过去一度出现过通过东西段相互妥协解决边界争议的设想，但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这一方案是否仍具有操作性尚不明确。与此同时，中不边界谈判以及中国近年来加强对不丹外交也可能对中印边界格局产生影响。作者认为，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重点仍应放在边境管理而非边界最终划定上。双方可以通过强化既有信任措施、完善边境事务磋商机制以及恢复跨境河流水文资料等信息交换降低误判概率，使边境地区重新获得基本稳定。换言之，中印目前需要解决的首先不是如何彻底消除分歧，而是如何防止既有分歧再次转化为军事危机。

再次，作者认为经贸关系可能成为新一轮中印关系调整中最具现实合作条件的领域，但印度对华的经济依赖蕴含着新的安全困境。2020年中印政治关系恶化后，印度对华贸易逆差非但没有明显下降，反而继续扩大。更重要的是，这种贸易失衡并非集中在少数消费品领域，而是广泛涉及工业制成品，大量来自中国的零部件、中间产品和工业投入品实际上支撑着印度本土生产，反映出中国在印度工业供应链中仍占据重要位置。此外，在中国不断加强稀土等关键资源出口管制的背景下，这种产业链关系也日益被印度视为供应链韧性和国家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中印贸易同样不是简单的“印度出口原材料、中国出口工业品”模式，近年来印度对华出口中已经出现轻质石脑油、对二甲苯等附加值相对较高的产品。不过，印度出口结构仍然需要进一步多元化，而印度企业长期关注的中国市场非关税壁垒问题也有待解决。因此，双方有必要更加系统地梳理制约双边贸易发展的制度障碍，同时探索通过服务贸易缓解货物贸易失衡的可能性。

随后，作者进一步讨论了中国对印投资能否成为改善双边经济关系的新抓手，并从中巴关系方面讨论了中印关系改善所面临的限制。2020年，印度出台“3号通告”（Press Note 3），要求来自与印度陆地接壤国家的投资接受政府审批，由于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经济体，该政策长期被中方视为限制中国资本进入印度市场的重要障碍。但作者指出，这一政策出台于加勒万冲突之前，其直接背景实际上是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震荡，印度政府试图防止外国资本利用企业估值下降大规模收购本国战略资产。而且在这一政策出台以前，中国累计对印投资规模本身也相对有限，约为20亿美元，并主要集中于进入印度国内市场，技术转移和产业带动效应并不突出。2026年5月，印度对相关规定进行调整，允许来自邻国投资者进行不超过10%、且不形成控制权的投资时使用自动审批渠道，据称已经由此产生29项、总额约5.12亿美元的投资申请。作者认为，这意味着投资问题可能成为即将举行的中印领导人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未来双方既可能建立新的经济合作制度，也可能以新的部门和组织形式恢复此前的中印战略经济对话。但印度是否愿意进一步向中国资本开放，仍将取决于经济发展需求与国家安全顾虑之间如何平衡。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不断扩大在南亚国家中的经济和战略影响，印度已经逐渐接受中国将在印度次大陆保持较过去更大影响力这一现实，但中巴关系仍是印度难以回避的核心关切。特别是中巴不断加强军事和信息领域合作，被印度战略界视为涉及国家安全的“红线”。因此，对印度而言，一个始终存在的政策矛盾是：在中国继续同巴基斯坦保持高度战略合作的情况下，印度应如何一方面加强对华接触，另一方面又避免这种接近损害自身安全利益。

最后，作者指出，中国和印度之间实际上拥有更多的共同利益，两国领导人此次会晤可能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节点。中印两国同为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重要成员，都支持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体系中的代表性，并围绕本币结算、非SWIFT支付机制、数字金融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问题展开合作。人工智能治理、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同样是双方可能扩大协调的新领域。对于俄乌冲突、伊朗等已经超越地区范围并日益影响全球格局的热点问题，中印也存在交换政策立场和协调认知的空间。中印两国既是亚洲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当今世界仅有的两个人口超过十亿的国家。从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继建立以来，中印关系既经历过密切合作，也经历过严重对抗与战略猜疑。如今，两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已远非建国初期可比，亚洲重新成为全球政治经济重心的趋势也日益明显。因此，中印关系的影响早已超越单纯的双边范畴。不过，边界争端、贸易失衡和中巴关系决定了双方短期内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互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前中印关系最现实的发展方向可能并非“战略和解”，而是在承认竞争长期存在的基础上，通过高层沟通、边境管控和有限经济合作实现“战术性接近”。即将举行的两国领导人会晤，也因此可能成为观察中印两国能否建立一种更加稳定、可控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的重要节点。

（审校：高睿 编辑：张思源）

原文于8月31日发表在印度辩喜国际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