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鑫钰译评

（图片来源：The Independent）

9月17日，尼泊尔退役陆军少将和战略分析家比诺伊·巴斯尼亚特（Binoj Basnyat）撰文称，俄乌冲突是二战以来欧洲最血腥的代理人战争，它不仅影响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引发了人道主义和社会危机，还阻碍了世界经济增长，扰乱了全球供应链稳定，甚至导致了全球粮食和能源价格波动，并且该冲突也同样冲击了各国的现有外交政策，成为各方调整对外战略的重要转折点。对此，巴斯尼亚特认为，尼泊尔也应顺势调整其外交政策，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对不结盟政策进行发展完善，以使其内涵与当前尼泊尔利益关切相协调。

巴斯尼亚特开篇分析了俄乌冲突下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及结盟现状。他指出，俄乌冲突局势下，印太地区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缘政治地区之一，并且目前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位于该地区。因此，该地区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塑造世界新秩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具体表现为：印太地区汇聚了连接中东、非洲、东亚与欧洲和美国的海上贸易通道，并且全球大部分海上石油贸易和约三分之一的全球贸易均发生于此。其中，该地区具有两个战略价值极高的海运通道：马六甲海峡和吕宋海峡。如若阻断这两条重要海运通道，或将导致世界经济贸易往来中断。

基于此，巴斯尼亚特选取了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这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印太地区国家，就四国的外交战略进行比较分析。中国方面，巴斯尼亚特指出，中方基于其强大的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对印太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自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此外，中国于2021年、2022年、2023年相继提出的三大全球性重要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充分表达了中方对安全—发展—文明三者关系的看法。巴斯尼亚特认为，中国旨在提高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建立一个与美国领导的多边条约、联盟和机构体系“相抗衡”的外交架构。但他指出，中国或将面临来自太平洋东部和喜马拉雅地区东南部两重势力的“挑战”。印度方面，巴斯尼亚特指出，印度不仅成为了由美国领导的四方安全对话和环印度洋联盟（IORA）的成员，还加深了与美国的战略防务伙伴关系。在刚刚结束的G20新德里峰会上，印度总理莫迪、美国总统拜登以及沙特和欧洲多国领导人签署合作备忘录，宣布共建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EMC）”。对此，巴斯尼亚特强调，该倡议将与七国集团（G7）齐头并进，为扩大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提供新契机。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还加强了与印太其他国家的外交接触，并与该地区几乎所有国家达成了国防和经济合作。日本方面，2022年12月16日，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正式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重要战略文件。韩国方面，2023年6月14日，韩国尹锡悦政府发布了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将韩国打造成一个“全球枢纽国家（GPS）”，旨在就维护全球自由民主、促进全球繁荣方面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面对朝鲜持续的导弹试验和中国的外交“掣肘”，韩国则选择与过去盟友——美国和澳大利亚重新建立战略结盟。综上，巴斯尼亚特指出，面对俄乌冲突下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及结盟现状，尼泊尔和该地区其他内陆、岛屿国家需要重新考量及调整其外交政策，以维护其国家利益不受侵犯。

接下来，巴斯尼亚特聚焦于尼泊尔外交政策，详细梳理其发展轨迹。他指出，尼泊尔的外交之路始于1769年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Prithivi Narayan Shah）成立的“Jaishi Kotha”（译者注：此为尼国首个处理对外事务的国家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与中国西藏地区相关的事务）。1814年,英属东印度公司以印尼边界纠纷为借口，向尼泊尔发起进攻，逼迫尼泊尔割让大片领土，并要求尼泊尔在外交上听命于英政府。在尼泊尔首相比姆·森·塔帕（Bhimsen Thapa）统治期间，即1806至1837年间，尼泊尔邀请法国军事顾问训练本国军队。1848至1877年，尼泊尔首相忠格·巴哈杜尔·拉纳（Jang Bahadur Rana）将外交事务部门重组为三个分支机构，并奉行亲英的外交政策。据悉，尼泊尔的亲英路线在拉纳家族统治时期持续了近104年，直至1951年尼泊尔君主立宪的议会民主制建立。对此，巴斯尼亚特指出，在印度获得独立，西藏和平解放，尼泊尔建立民主制以及区域地缘战略环境变化的多重因素影响下，尼泊尔于1951年至1960年期间开始奉行积极开放的外交政策。具体表现为：1947年4月与美国、1947年6月与印度、1949年4月与法国、1955年8月与中国建立双边关系，至2023年6月23日为止，尼泊尔共与181个国家建立了双边关系。此外，1955年12月14日，尼泊尔成为联合国会员国。1964年10月在开罗举行的第二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尼泊尔作为成员国身份出席。尼泊尔一贯坚持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和平解决冲突等政策原则，这与1961年成立的不结盟运动宗旨不谋而合。因此，在1961至1990年的潘查亚特体制时期，不结盟原则一直是尼泊尔处理外交事务的政策基石。1973年9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期间，比兰德拉国王间接提议将尼泊尔建设为“和平区”。1975年2月，尼泊尔试图宣布自己为“和平区”，得到了116个主权国家的支持。对此，巴斯尼亚特指出，尼泊尔将本国建立为“和平区”的倡议不仅有利于促进全球和平与稳定、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进程，而且该倡议或将改变尼泊尔的外交政策发展走向。

综上所述，巴斯尼亚特基于对现实和历史两个维度的综合考量，表达了自己的外交立场。他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新时代或“冷战2.0”时代的到来，海上争端不断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军事基建合作扩大，“不结盟2.0”时代或已不可避免。基于该外交立场，巴斯尼亚特为尼泊尔的外交政策选择提出了三种方案：第一，对不结盟政策加以发展完善，充分认识到国际格局不断变化以及其中隐含的风险挑战，积极与各方保持接触，力求避免受到任何大国的政治施压，外交风格尽可能包容、柔性。第二，继续推进“和平自由的中立区”战略构想。1971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五国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签署了《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宣言》，这也成为了东盟长期以来的战略构想。尼泊尔可以借鉴这种理念，优先考虑维持当前地区现状，抵制外部干涉，同时更加关注本国的经济诉求和发展情况。第三，采取“不对称”的外交策略，将前两种方案有机结合起来，以制定出符合本国经济、政治、外交和安全利益的外交政策。此外，巴斯尼亚特还特别指出，尼泊尔应从博茨瓦纳、哈萨克斯坦、蒙古、芬兰、瑞士等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拉丁美洲国家、东盟和欧洲近期政治安全治理的外交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

（审校：孙小涵  编辑：祝嘉聪）

原文于9月17日发表于尼泊尔Khabarhub官网

https://english.khabarhub.com/2023/17/318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