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运圣火在巴黎的传递看中法关系的现在与未来

2008-05-08 00:49:50  作者：  来源：互联网  浏览次数：0  

从奥运圣火在巴黎的传递看中法关系的现在与未来

                                                      罗国祥教授

1896年，法国教育家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 1863-1937）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希腊的雅典顺利举办了第一届现代国际奥运会。顾拜旦一生从事教育和文艺事业，现代奥运会的创始，是顾拜旦先生对世界体育文化事业的一大贡献，也体现了法国这个文化大国在世界文化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从路易十四时代起，法国文化就在欧洲享有巨大的影响力，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催化了法国大革命，产生了对于人类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权宣言”。此后，法国在世界事务中，往往以人权价值观的建构者和守望者的身份出现，在近年的法国学术界，“人权文化”一词频繁出现，更是体现了法国重视其文化“软实力”，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宣示其“人权文化”守望者的“话语权”。

由于奥运圣火在巴黎的传递和“藏独”分子在巴黎的破坏活动打着人权的幌子，以及少部分支持他们的法国人或者不明真相，或者本来就对中国抱有偏见，这些实际上才是真正无视人权，违背“人权文化”价值观的言行便得到了默许。虽然从戴高乐将军执政以来，法国一直视中国为其与美国保持某种独立性的重要制衡力量，但是在涉及到表现其“人权文化”守望者“身份”的问题时，法国特别是许多以此为骄傲的法国人往往会“不顾一切”，据称，法国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以及居民每年在文化上的投入达300多亿欧元，其中就包括法国政府在“保卫法语”和宣传法国文化上的投入。而奥运圣火在1920年夏季运会的第一次点燃，原本是为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难的人们，“藏独”分子和一些西方别用心的人利用了这一点，试图达到各自的目的。

少部分法国人对于“藏独”的支持和默许，多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骄傲和傲慢心态。从中世纪起，在西方的“集体记忆”中，尤其是法国的骑士文学传奇中，骄傲的骑士们要博得贵妇人的欢心，就要表现得十分勇武，其标准往往就是能屠“恶龙”，而在此后的许多世纪里，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眼中，中国人一方面就是“龙”的传人，其形象邪恶凶猛，另一方面又是满清时代留长辨缠小脚的“东亚病夫”，这种对他者文化的误读、对中国重新崛起的无端恐惧及试图压制和妖魔化中国的心态和行为（部分媒体）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今年奥运圣火巴黎传递中表现出的中法关系的微妙现状。

中法关系这种微妙的现状是在上述诸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发生的，但并不意味着这是必然的，而是恰恰相反，这种现状是与法国“人权文化”价值观及其与中国现实应有的因果联系背道而驰的。实际上，法国人权文化的逻辑出发点是人生而平等，非如此，自由与博爱便失去了必要条件，也就谈不上人权了。所以，法国文化学说历来主张文化多元化，文化民主化，反对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霸权主义和单极主义，这无疑是中法两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关系的思想基础，无视或者不悉心地坚持和呵护这个思想基础，对于中法两国，甚至整个世界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都是极其危险的。然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西方文化中的“西方中心”论却时常会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来，给世界造成许多不安定，特别是当西方人的集体记忆中的霸道意识和文化排他意识露头时，便有可能做出实际上与其“主流文化”价值观相悖的行动。现时的法国，就正好处于其在大革命以来主张的人权文化价值观和传统中的殖民霸权意识之间的中间地带：一方面，法国在面对强大的美国甚至欧洲邻居德国，恢复“太阳王”时代强大的法国梦被罩在了阴影中，需要寻找某种机会彰显自己；另一方面，法国又不能也不愿意放弃人权文化守护者的立场。因此当中国人据理力争，向他们讲明“藏独”分子的真面目，以及法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误区时，法国一些有良知（即“理性”—法国第一位现代哲学家笛卡尔语）的媒体、民众和政府便作出了一系列向在巴黎受到藏独分子骚扰的中国奥运火炬残疾人传递手晶晶表示慰问和向中国政府表明其对于中国举办的奥运会、西藏和台湾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一部分的立场，目的在于平息中人民的怒气，保持由法国的“民族之父”戴高乐将军和新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开创的中法两国良好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

纵观萨科齐政府执政以来的内政和外交，我们看到，法国现时正处于上述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法国政界和民众中的各种心态都将得到表现，法国处于一个空前地暴露出的“二难选择”之际：是继续作“人权文化“守望者（2001年10月16日，法国时任总统希拉克在联合国教科文大会上所作《另一种眼光看21世纪》中认为；“文化间的对话应该以远见和谦和的态度来进行”—《法国世界报》2001。10。16），继续走戴高乐将军的道路，还是做太阳王或拿破仑？想来这正是法国人和法国政府正在认真考虑的问题。

反观我们中国，我们也曾经很强大，与法国或西方不同的是他们一度奉行的蛮横的“霸道”，我们遵循的是威严却慈爱的“王道”，但我们另外还有一段辛酸的集体记忆，这就是近代中国人民遭受西方列强的凌辱，这种记忆深深地刻在中国人的意识中，而在我们自己站起来，刚刚快要抚平这种伤痛的时候，西方一些人，包括曾经是我们的朋友的一些人居然又要来触及这块伤疤，这当然是我们不可能接受的；而且，朋友也好，人权也好，如果不建立在“人生而平等”基础上，那就是不公平的，不真实的，也注定是不长久的。西方著名的法哲学原理是“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黑格尔语），我们作为这个星球上的一分子，我们有权利表明我们心声，将被抹了黑的事实公诸于世，所以，我们的外国留学生集体已十分理性的方式，希望摆脱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失语症”，这本身就是一件争取人权的好事。我们希望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争取更多平等表达自己的话语权，这才是公平的。

当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中华先训告诉我们，凡事要有理有节，也只有这样，才真正会有利；这也是人类共有的天性，在西方先训中叫做“中道”（亚里斯多德语），就是说，为人要遵循一种德行：“它是一种具有选择能力的品质，它受理性的规定。”（（亚里斯多德：《尼哥马可伦理学》）。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据理力争，讲明事实，加强沟通，中法两国之间出现的这些不愉快就会逐渐消除，况且，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法国政府还是民众的大部分都会珍惜和正视中法两国的良好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这不是一个中法两国间任何一方利益所系的问题，而是两国共同利益所系的问题，更是我们两国都共同希望看到的，全世界各国之间，各国人民之间真正“自由、平等、博爱”地相处的人类道德律令所规定的。